到底是什么熟人？杰克布又问一句。他稍微正经了一些。
一个老头，我毫无谈兴地说。
那你为什么逃了呢？他说。
我欠他债。我说。
杰克布突然煞住脚，愣了愣，然后哈哈大笑。
太棒了，你怎么跟我一样，动不动需要躲债主呢？
我本想说，谁和你一样？贿赂行帮，把你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难道你不记得有人为你使了钱？但我又一想，我是想代彼得跟他清算吗？那么我是否应该代杰克布清算彼得和我自己？
你怎么会认识一个犹太老头？杰克布问。他的笑容在那最后的淤青上舞动，缝针的小口子黑了，鼓出小小的线结，这个杰克布比旧金山的杰克布丑多了，但似乎是顺眼的。某种力量使他天生散沙一盘的性格凝聚起来。
我回答他，在上海住长了，保不准会认识谁。这话等于没说。我的意思该这么理解：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我和杰克布在一起，跟寇恩家的人撞上。日子一久，保不准你最怕撞上的都撞在一块，所有冤家撞在一条窄弄堂里。
我们走到舟山路时，一个摆杂志摊的中年男人坐在矮凳子上叫卖。他缩作一团，一巴掌宽的瘦脸上布满冷汗，破旧的衬衫领口还打着败色的领带。
杰克布走上去，买了一份犹太社区报，轻声和中年男人交谈了几句。我不懂他们的话，但我明白杰克布无非在问他的病情。果然，杰克布跟我说，中年男人得了疟疾，在八月下旬冷得发抖。
他刚来上海时办过一份报纸呢，杰克布说，后来倒闭了，他就靠这个书报摊子养家。
他站住，回过头，又长长地看了中年男人一眼。他大概在心里说：这个倒霉鬼也可能是我。假如我父母没在1933年把我带去美国的话，守着这个书报摊在暑气里搂抱着自己御寒的家伙也许正是我。我也可能是马路对面排长队领每天唯一一餐饭的任何一个倒霉蛋。我更可能是那些被丢在欧洲，陷入了神秘的沉寂的大多数犹太人之一……
你和这人熟吗？我问道。
熟。杰克布说。
我心想，反正只需三分钟他就能把这条马路上任何人变成熟人。
他也是柏林人。他把视线从那个中年男人身上慢慢抽回。我是看着他被病魔、饥饿一点一点吃掉的。能相信吗？半年前他还在足球场上当过裁判。
我问他们刚才谈了什么。
他说中年男人问他听说“终极解决方案”事端的进展没有。杰克布笑了一下，这个笑我现在也懂了。它一般发生在他要讲一句残忍的话之前。他说：他还担心那个？好像他活得到那一天似的。
我们走进一家糕点铺。铺子后面是个天井，摆开四张小桌，顶上有葡萄架，中央有一口井。这里是消夏的小天堂，井边吊下一个木桶，木桶拉上来，取出水凉的瓜果、啤酒、汽水。
听着，May，杰克布说，今天是我们的订婚日。
我打断他，说假如那枚戒指是为了昨天夜里那桩事的补偿，大可不必。
他又来了，装作情场老杀手那样一笑，说有补偿比没有补偿好，不是吗？
我瞪着他说：我不要补偿！
他才不生气，说：那我要补偿，我的肩膀险些就让那些牙咬穿。
又是那副可亲而讨厌的自家表兄模样。他把你逗急，为的是捞到把你哄好的机会。
我说：你把我当什么人？福州路上“咸肉庄”女人？让个小毛孩来打发我走！
他说：我跟他说，你去叫我太太起床，把她送到渡口去。他笑嘻嘻的，把杰克布惹生气不大容易。
接下来的对话我记不清了。大致是那样的，我们表面在拌嘴，实际上呢，在掩盖我和他对一个事实的认清，就是我们的关系已经过渡到另一种性质的事实。对话大致是这样的——
我说：谁会把太太丢在那个臭烘烘的圈里？
他说：你们中国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住在圈里，你只好跟着住。
“咸肉庄”站马路的都不会跟你去那里，卖肉的也会挑个好点的地方！
别这么说她们。
你跟她们来往过？
不是在上海。
在哪里？
他耸耸肩。
你真让我恶心！
男孩子很多都是从妓女那儿变成男人的。
你脏得像猪！
那是人对猪的误解。其实猪更喜欢在雪白的天鹅绒里打滚。
我恶毒地瞪着他，嘴唇绷紧，一松口就会朝他伤疤累累的脸啐过去。
请不要剥夺一只猪对一只天鹅爱的权利。
我绷紧的嘴唇喷出的是一个哈哈大笑，连我自己都意外，我的火气怎么就被泄了出去。
走出糕点铺我们步行去剧场。我用不着认路和辨别方向，杰克布走在这一带驾轻就熟，就像走在他少年时期的柏林社区。
爱尔考克区有一座犹太难民的收容所，今天的话剧演出就在那里举行。一间巨大的寝室容纳了几百张床，因此就有几百人相互做室友。现在上下铺排整齐后，变成了剧场的座位。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犹太人的大集会。一个青年男演员走上台，站在幕前，领诵经文。我转过脸，悄悄注视杰克布，他微微抬起下颏，双眼紧闭，不是在听经文，而是在嗅经文。
诵经结束后，他对我耳语，说他是个不虔诚的犹太教徒，在德国和美国很少去犹太会堂。在上海却不一样，他第一次感到跟犹太种族产生了强烈的同胞认同感，也许他感到寄居客必须紧相依偎。寄居者们要靠人多势众壮胆，所以他第一次感到如此需要自己的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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