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是个容易引起女人注意的男人，宽肩细腰，明眸皓齿，看你的时候，不管目光的逗留多短暂，但你相信那一瞬间他什么也没干就是专门在看你，所有的思维都空出来，把看到的你放进去。他走上码头，拎着两个牛皮箱，看到迎接人群中的一张张犹太脸庞，一张张女性脸庞。女性都是些岁数一把的人，却很没出息地认为这小伙子对于自己的印象一定比对其他女人来得深刻。
就在彼得·寇恩完成了上岸入关的繁文缛节时，我正在我父亲位于卡德路的房子里预谋出走。
先要告诉你们，我的父亲是谁。他是个值得问一问“是谁”的人。因为他是谁决定了我是谁，再决定我下面这段故事必将发生。
我父亲假如走到你们面前，你们会为他的体态、嗓音吃惊。其实他并没有那么高大，只不过他动作起来莫名其妙地占地方，所以显得高大。还有，就是他走到任何地方，再陌生，他都是最舒服的那个人，相对而言，其他人就多少有些不适。我继母把这叫做“洋派”。可他这是装的。他的样子让你认为他属于倒头就能睡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的那种人，吃起来胃口特别好，好吃不好吃都不会挫伤他对吃的热情。其实他失眠加胃溃疡，两种病都跟他过分敏感紧张有关。他也许不知道自己在装，但我知道，因为我也装。
我说这些，是因为这些导致了我的新身份：一个出生在美国，成长在中国，眼下正离家出走的女大学生。所以，你还要忍受我跑一会儿题。
我父亲出生在美国，家里开洗衣坊。那时十个唐人街的原始居民八个开洗衣店。不像现在，这又累又不赚钱的行当几乎让韩国人垄断了。我们的祖先是客家人，长着客家人特有的大眼睛、泼辣的大嘴岔子、短方脸。我父亲的兄弟们把祖父留下的几家洗衣坊做成了上百家，永远也搞不清他们有多少抵押，多少贷款，永远也搞不清是赔是赚。
我父亲是我祖父投资教育的唯一一个儿子。读财会专业，出来好做事，报纸上天天都有招财会的广告。我祖父贫贱惯了，一分钱学费都不能在我父亲头上白花。学其他的，都可能白花。父亲学完财会很不走运，那年各校的财会毕业生大丰收，华人公司里的出纳位置都是一个坑三人填。他听说接着念书可以白花学校的钱，只要不花他父亲的钱，他不反对一个个学位念下去。这样，他学出了个政治经济学博士后。他突然觉得他懂了华人在美国为什么混得那么惨，那不赖他们，那是几千年来中国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愚盲。父亲那时知道一个叫马克思的犹太经济学家，他很喜欢他著《资本论》的文采。
好，对我的家史我就说到这儿。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十二岁。那年父亲的朋友把他介绍到圣约翰大学，做政治经济学教授。我父亲是到上海之后，在男女方面才开窍的。其实上海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最不古板的地方，全世界的人想在道德上给自己放放假就来上海。再说，各国在上海的租界里都有自己的行政和司法，风化也只能管到某条大街之内，而这些法律、道德、宗教的拼图总是留下死角和夹缝。所以我父亲一来上海，才发现自己在风月方面是运道很好的人。
他最终挑了个年纪仅比我大六岁的女人。他们结婚时我十六岁。在娶这个女人之前我们有过无数次失败的长谈。等他的小夫人住进来，光溜溜的橡木地板上到处滚动着她的话梅核、五香豆壳的时候，我便威胁父亲要住到学校去。那时我还在念高中。我指着父亲的小夫人骂她：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她一点也不觉得我在骂人：多少人想做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啊！
我把这句话大声小声骂了好几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个典型的上海小女人：看见小夫人穿一件新衣，便一定会向父亲讹诈，逼出一笔钱来；看见她坐轿车出去，等车一回来，我必定跳上去，空跑几条马路兜风也好。
1938年之后，我乘车兜风时，常看见穿着皱巴巴的西装，背着杂货箱串门卖货的犹太瘪三。这是我活到二十岁见过的最凄切的面孔。因为他们一点也不想破罐子破摔；他们做得那么认真，那么相信只要吃苦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们还希望你千万别看到他不体面的西装、集中营发式。我突然觉得冬天的灰色黄昏中那些苍白面孔击中了我，击中了我心里一块从未发现的伤。
彼得的面孔跟他们那些面孔排列在一起，一定是最动人的一张。就在他头一次站在领救济餐的长队中，向一大锅卷心菜洋葱汤移动时，我提着箱子、脸盆从父亲的房子里走出来。让你这个上海小女人赢一记吧，我想，你这个不洗澡但要搽香粉、抹头油、喷香水的上海小女人。
搬出家门的第二天，我就出去找工作了。我是想做个好样子给父亲和小继母凯瑟琳看看，我要他们看看高尚和文明是怎么一回事。父亲还要谈政治经济救国，连我都要羞死了。我退出我们家的政治经济就是让他们明白高尚不分先后，自立老少咸宜。我将自给自足，挣出去美国继续学业的船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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