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碰到他手的刹那，我明白了，那手是假肢。那只曾经摸过丁丁脊梁的手，被丢在了战场上。
我跟他就在街边站着说话。我们不经意地谈着上前线的事。我们不说“上前线”，只说“上去”；我们各自是哪月哪天“上去”的。我告诉他我其实不算“上去”了，最远“上”到包扎所采访伤员。他问我去的是哪个包扎所，我说就是何小曼的那个三所，但是没见到小曼，因为她跟医疗队上第一线了。刘峰此刻说，可见当时医护人员太欠缺，连何小曼这样瘦小的女兵都上前线了。我说小曼是五份申请书把她自己送上前线的。刘峰摇摇头，说要是人员足够的话，十份申请书也不会让她上去。全是吃了那个亏，没人救护，何小曼的丈夫才牺牲的。我突然看着他。他似乎看破了什么。他明白我为什么这么看他。他笑了一下。真的是看破了许多、许多。也许他身边倒下半个排的战友那一瞬，他就看破了。还也许更早，早到我们大说他坏话的时候；他耗费一夏天为马班长打沙发也没能让马班长闭上说他坏话的嘴，从那时候，他就看破了。还可能更早一点，早到林丁丁叫救命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吧？何小曼病了。”
“什么病？”
“说是精神分裂症。”
我问是不是因为她丈夫的牺牲。
刘峰说何小曼被送到他们医院精神科的时候，还不知道她丈夫牺牲了。
“那她怎么了？怎么就分裂了呢？”
刘峰说他也不太清楚。只听说她背着一个伤员背了十几里地，成了英雄事迹主人公，戴着大红花到处做报告。她是戴着大红花给送进精神科的。我跟刘峰在大街上分手之后，我手心一直留着抓握假肢的感觉。大夏天里，那种冷的、硬的、廉价的胶皮感觉留在我的手上，在我掌心上留了一块灼伤。
我不止一次地写何小曼这个人物，但从来没有写好过。这一次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写好她。我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吧。我照例给起个新名字，叫她何小曼。小曼，小曼，我在电脑键盘上敲了这个名字，才敲到第二遍，电脑就记住了。反正她叫什么不重要。给她这个名字，是我在设想她的家庭，她的父母，她那样的家庭背景会给她取什么样的名字。什么样的家庭呢？父亲是个文人，做过画报社编辑，写点散文编点剧本，没怎么大成名。她的母亲呢，长相是好看的，剧团里打扬琴弹古筝，像所有可爱女人有着一点儿恰到好处的俗，也像她们一样略缺一点儿脑筋，因而过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都绝对随大流。我能想象在小曼的母亲跟她父亲闹离婚前，那个家庭是温情的，小布尔乔亚的。我也完全可以想象，善良软弱的文人父亲会给小曼取这样一个名字。何小曼很有可能向着一个心智正常、不讨人嫌的女孩成长，假如没有那场人人讲别人坏话的大运动，叫作“反右倾”。像所有软弱善良的人一样，小曼的父亲是那种莫名地对所有人怀一点儿歉意的人，隐约感觉他欠着所有人一点儿情分。人们让他当“右倾”，似乎就因为他比任何人都好说话，常常漫不经意地吃亏，于是人们就想，何妨把“右倾”的亏也让他吃了。到了何小曼的母亲都开始讲他坏话，提出离婚的时候，他不再觉得心里苦，他反倒觉得解脱了。睡前吃安眠药，他心里一亮，看到了终极的出路。这天早上妻子去上班了，他牵着女儿的手，送她去托儿所。家门外不远，是个早点铺子，炸油条和烤大饼以及沸腾的豆浆，那丰盛气味在饥荒年代显得格外美，一条小街的人都以嗅觉揩油。一出家门小曼就说，好想好想吃一根油条。四岁的小曼是知道的，父亲对所有人都好说话，何况对她？父女俩单独在一块的时候，从感情上到物质上她都可以敲诈父亲一笔。然而这天父亲身上连一根油条的钱都没有。他跟早点铺掌柜说，赊一根油条给孩子吃吧，一会儿就把钱送来。爸爸蹲在女儿面前，享受着女儿的咀嚼，吞咽，声音动作都大了点，胃口真好，也替父亲解馋了。吃完，父亲用他折得四方的花格手绢替女儿擦嘴，擦手；手是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替她擦。擦一根手指，父女俩就对视着笑一下。那是小曼记得的父亲的最后容貌。
我推想小曼的父亲从幼儿园回家的路上，早点铺的生意已经淡了，豆浆的热气正在散去。父亲对掌柜的说，这就回家取钱送来。那时的人都还质朴善良，掌柜的打了个哈哈说，急啥？父亲回到家之后，打开他和妻子共同存放日常用项的抽屉，一个镚子也没有。渐渐地，他从漫不经意的寻找，变成了绝望的翻箱倒柜，家被他翻了个底朝上，居然找不到一根议价油条的钱。妻子在他降薪之后对他冷笑：他还有脸花钱？他就领回这点薪水，没他花钱的份儿，只有养老婆女儿的份儿。他在社会上的正常生活权利被剥夺了，在家里的正常生活权利也被剥夺了，是被他最爱的人剥夺的。他连门也出不去，因为一出门就要碰上那个轻信了他的早点铺掌柜。他一辈子最怕的就是欠人情，因为他来到这世上就已经亏欠了所有人。他被那个念头点亮过一瞬，此刻那念头在他灵魂里燎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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