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你老了。只会追忆往昔，只会“想当年”了。
他无法控制地想道。
他还想到，如果M在这里，M一定会看着他，对他说一模一样的话。
M确实对他说过：“我们需要医院，学校，我们还需要电影院，舞厅，黑胶唱片，K，我们需要明白我们得由自己来决定自己需要什么。”
如果M真的在这里，他一定会背对着他坐着，他会裸露着他的后背，他会点一支烟，或者为他烧上点鸦///片，他不是大//烟鬼，鸦//片是用来缓解他右小腿的伤痛的。一颗从日本人的二式步枪里发射出来的七毫米子弹穿过了他的右小腿，伤口腐烂过，成为过蛆虫的居所，养活过不少蚊子，伤口也长好过，也在心理医生的注视下重新淌下过鲜血。现在它成了一个凸起的小肉块，表面皱巴巴的，好像一个老人紧闭的眼睛。
M抽烟时，或者鸦///片烟燃烧时，烟雾会在墙上落下一道鸟一样的影子。
那面墙一定是一堵残缺的墙壁，应该是某座废弃的小学的墙壁，在晨曦和夕阳下看上去是粉色的，日本人或者韩国人在森林里建造了学校，后来战争来了，老师和学生都跑了，学校被炸毁了，留下几堵砖墙和两座像被切成两半的塔楼一样的建筑，M告诉他，这是他们的门，它们天生长这个样子，天生像一对，又天生分得很开。
M要是在这里，他还会转过身来，他会看到他衰老的皮囊，粗糙不堪的皮肤，已经萎缩的牙龈，露出缝隙的牙齿，混浊的，好像总在报纸上，电视画面上，电影银幕上，别人的脸上搜寻着什么往事的眼珠，还有他两腮上花白的胡茬，还有他的老人斑，它们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一颗又一颗，一颗接着一颗，深褐色，盖住他的雀斑。
他曾经拥有过一匹小马驹，他的眼睛能在正午的阳光下看得很远，他是他们小队里视力最好的侦察兵。
K脱下了浴袍，他真的已经上了年纪了，他的皮肤松松垮垮的，从眼袋到腹部，他感觉自己像一株不停往地下长的树，还像一匹挺着肚子的瘦马。
K不再打量自己了，他打开衣柜，开始挑选衣装。他的衣服不多，两件衬衣，一件白的是在曼谷买的，一件印有扶桑花的是在日本买的，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一条牛仔裤，一条到膝盖的米色裤子，都是在纽约附近的减价市场买的；一件薄的毛线外套，他母亲织给他的；一套西装，那是在意大利订制的，价格不菲，当时他在威尼斯的旅馆里住了得有三个多月，那段时间，他花钱如流水，他卖掉父母的农场得来的收益流失了好大一部分，后来他穿着这身西装回到美国参加C的葬礼，C因为车祸意外过世了，她生前给自己买了一笔人身意外险，保险受益人是K。他从律师那里领了钱，没去参加葬礼，C的弟弟托律师转了个口信给他：K，我们这儿给你留着间房间，随时欢迎你来住。
K换上扶桑花衬衣，米色裤子，把毛线外套披在肩上，两只袖子垂在了他胸前，他系皮带，穿麂皮帆船鞋。他往身上喷古龙水，好了，就让他闻上去像是在腐朽吧，人们出生，成长，长到一个阶段就开始腐朽，就得给新的生命挪地方了，这是自然，这很合理。K倒很乐于给新生命腾点位置出来，他向来乐于帮助他人，他没事就去C家里给她的后院锄草，帮着她收拾马厩，他还帮路人提过沉甸甸的购物袋，给老人找过猫，每周日去教堂做义工，读书给盲人听；他还帮M买过鞋子，送他的妹妹去日惹上学，他拜访过他靠湖的家，帮他砍过甘蔗，收过烟草，他的脸被太阳晒得发红，手臂和后背都很痛，M用芦荟敷在他的后背上，用椰浆煮鸡肉，用花生和面粉炸一种脆饼——这是美国人唯一吃得惯的当地食物，其他食物对他们来说始终太辛辣了，会让他们闹肚子，在行军途中闹肚子可不是开玩笑的。K倒很热衷吃辣，辣椒不仅开胃还能振奋人的精神，M会偷偷在给他的食物里多放不少辣椒酱，后来K受伤了，他们拿走了他的鸡肉和脆饼，他们给他鸦//片，他接受了。他想，衰老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趁虚而入的。如果他还年轻，他会充满斗志，拒绝镇痛的药剂，他会像一个男子汉一样咬牙忍受，不掉一滴眼泪，然后咒骂，像每一个其他美国大兵一样骂天气，骂日本人，骂该死的没完没了的雨，漏水的帐篷，骂每一个咒骂他们的军官，然后想念家和母亲，想念一个红头发的女孩儿，或者一匹马，只有罐头午餐肉能让他们好过点，只有当机枪哒哒作响时他们能短暂地忘却思念，投入进一种近乎理所当然的愤怒中去，然后在十几年后家里附近的教堂每周五晚上举办的退伍士兵PTSD互助协会上缄口不言。
二十三。
他一共杀过二十三个人，二十个日本人，两个印尼人，一个意大利人，都是和平和信仰的死敌。
上帝在看着，上帝都知道。
有一阵子，K想念咖啡，他们被日本人困在雨林里三个多月了，物资短缺，军营里甚至流传起了军医已经在为大家准备过滤尿液的器具以保证饮水的谣言。一个晚上，K睡不着，他和M一边拍蚊子一边说话，他说他想在死前喝一点咖啡。军医不给他鸦//片了，也没有吗//啡了，他的伤口每天都在流脓水，他不觉得痛，只是觉得它看上去很恶心。他觉得他快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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