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藏匿肉票的地点，出现了两种说法。一说是肉票被拘禁在东京都内；另一说是肉票被带到外县市。刚开始，前者的说法颇具说服力，随着时间推移，后者的说法越来越受到支持。
濑沼律师的相貌不难辨认。因此，项目小组将律师的照片共复印了三万张，分发到全国各地，另一方面，又在东京、上野、新宿、品川等车站，派驻多名便衣警察戒备。他们认为凶嫌暂时在东京都内潜伏，势必会逃往外县市。
尽管在东京都内进行的侦查行动几近陷入瓶颈，但是项目小组并没有因此放弃。近年来，派出所废除了在辖区巡查户口的制度，确实为侦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东京都内有八百万人口，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寻一名失踪者，无异于大海捞针。
当然，各火车站都有警力严加戒备。刑警们站在检票口等处，留意每一个进出的乘客。
在东京车站执行勤务的那个刑警，换班后回到了项目小组，直到两天以后，才跟同事们聊起某地方团体来东京观光时，有团员突然生病一事。
“什么？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走过来问这话的是坐在一旁的老刑警。
“那个来自乡下的旅行团突然有成员生病，被其他人用担架抬进车厢。”近视眼的刑警被老刑警的气势汹汹给吓到了。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嗯，两天前，二十八日。”
“笨蛋！你为什么不早说？! ”老刑警怒斥道。
项目小组打电话询问东京车站的站务员，得知那名病人是被人用担架抬着，经过小型行李搬运处的专用通道，搭乘电梯在站台上车的，不由得紧张了起来。尤其又听到照料病人的那群乘客，并没有在目的地岐阜站下车，而是在中途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顿时大为惊慌。
（被耍了！）谁都会有这种感觉。
“他们都佩戴着真圆会的臂章吗？”项目小组询问站务员。
“是的。他们说是岐阜的真圆寺所组的旅行团，领队是一名四十岁出头的和尚，他还特地过来要求我们协助。”站务员回答。
“那个带团的和尚有没有留下地址和姓名？”
“没有。因为他们未满三十名，我们不予按团体客处理。”
“所以你们也不知道确切人数？”
“准确人数我不清楚，他说大概有二十三四人。”
于是警方找来了那班车的列车长。
“别着臂章的人，全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男子。那位病人躺在双人座的座位上，毛毯一直盖着半张脸，看起来好像睡着了，对面有两名年轻人照料。不知什么缘故，过了小田原站，他们全把臂章拿了下来。直到滨松站之前，他们都还在车上。不过，从尾张一宫站发车时，我又去看了一下，那里已经坐满了其他乘客。那班列车原本就很拥挤，一有空位，站着的乘客马上就会坐下。那些乘客在中途的哪一站下车，我实在不清楚。虽说我也担心那位病人的情况，但手边还有其他事要忙，就没再走到那节车厢了。”列车长搔着头说道。
后来，项目小组打电话到岐阜查询，发现不论是岐阜市区或岐阜县内，都没有真圆会这个团体，最近也没有什么旅行团到东京观光。这种情况，正如项目小组的预料。
项目小组由此判断，绑走濑沼律师的这伙歹徒，背后的成员为数不少，光是在火车上同行的人就有二十三四人。他们佯装是外地来的旅行团，把律师迷晕扮成病人，避开一般检票口，抬着担架改走小型行李搬运处，显然是早有预谋，又算准那里是警戒的死角。
项目小组询问各车站，四月二十八日的南下“西海号”列车上，持有岐阜站车票的乘客，中途有多少人下车，每站的答复稍有差异：
静冈站三人、滨松站二人、丰桥站四人、刈谷站三人、名古屋站五人。总共有十七个人，尚差几名。不过，中途下车的乘客不收票，仅凭站务员的记忆，难免有所误差。
有关这个误差，专案小组得出两个结论：
1 那个团体果真有二十三四名成员吗？列车长自信地说有二十几个，实际人数还是不确定。
2 假定那个团体真有二十三四个人，除了这十七名（虽然不是很确切）以外，其他人又在哪一站下车？
假设是2的话，最有可能的下车处就是名古屋站。因为在这一站下车的人很多，相当混乱，很容易脱身。回报的消息说名古屋站有五人下车，其实下车的人数应该更多。
“在名古屋站之前，有静冈、滨松、丰桥、刈谷，他们倒是可以在这几站下车。”搜查一课课长刚好来到项目小组，看着表格上的资料，表情严肃地说道。
“看来他们是分批下车的。因为这么一来抵达终点站以后，比较不会引来注意。”项目小组的主任说道。
“不，不是这个因素。”课长反驳道，“那些人这样做是为了返回东京。他们已事先拿下臂章，或许同时在名古屋站下车，但很可能在离东京最近的那一站下车。尽管分批下车，在小站仍会引起注意，所以早已预做准备，真是心思缜密啊。”
“可是，被扮成病人的濑沼律师又在哪里下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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