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A出面，监察人员再次要求他停止施工。
十一月二十九日，匿名人士打来电话，告知工程还在继续。监察人员到现场调查，发现建筑已经搭到二楼。于是又贴出一张“停止施工”的红色告示。
三十日，A本人露面，监察人员强烈要求他停止房屋施工，恢复原样。
十二月一日，违章建筑附近的居民来反映情况。
二日，监察人员寄通知给A，要求A出面协商，但邮件遭对方退回。
三日，处置违章建筑的协助部门碰头，召开讨论会，委托警察署、消防署、供水公司、电力公司营业所、燃气公司等单位协助取缔该违章建筑。
六日，建筑科长到现场勘查，发现此时建筑工程基本完工。
七日，与A电话联络，要求当面协商。
八日，A到场，监察人员要求其于十二月十一日前，上交工程修改方案。
十一日，A打来电话，请求延期至十四日。
十五日，A打来电话，约定十八日会面协商。监察人员到现场查看，施工已经停止。
到了约定的十八日，A并未露面。监察人员到现场，发现施工又重新开始，当即要求停工。
二十日，A打来电话，答应次日出面协商。
可二十一日，A仍未出现，监察人员到现场视察，此时施工仍在继续。
二十二日，电话通知A，要求其于次日上午出面协商。
二十三日，A终于出现，与科长面谈。科长强烈要求其立即停止施工。
二十七日，施工现场立起告示牌，告知居民，该建筑违反了建筑法，若购买或租赁该建筑并入住，将要负担法律责任，提醒居民予以注意。
二十八日，当地的众议员(原内务府官员)的秘书打来电话，请求监察部门采取折中方案。建筑科监察部当即予以回绝，并判断可能是A向众议员苦苦哀求过。
二十九日，命令工人停止施工。
三十日，现场调查。施工仍在继续，已经在内部装修。下午，工人离开。
一月五日，现场调查，工程处于停工状态。
七日，再次调查现场，发现告示牌已经被人撤走。监察人员再次立起告示。
十日，监察人员到现场调查，发现禁令告示牌又被撤走，工人正在施工。命令工人停止施工。
十一日，A来到监察局，科长责令其停工。
十二日，通知A出面协商。
十四日，整治通知下达后第八天，根据建筑法第九条第一款，监察人员向A寄送强制拆除命令，规定最后期限定为一月三十一日。
十五日，A露面，监察人员责令其拆除违章建筑，A承诺自行拆除二楼的一部分。
二十五日，现场调查，工人正在拆除违章建筑。
三十一日，拆除命令书因地址不存在而被邮局退回。
二月三日，A托人告知监察局，称因生病不能出面协商，并出示医疗诊断书。
二月八日，打电话给A，两次均未接通。
二月十二日，A没有出面，托人告知监察局，称其将于三月十日到场。
三月十四日，接到匿名电话，称违章建设工程又重新开工。……
这样的经过，叙述起来没有止境。从九月三十日接到匿名举报，再去现场查看，到下达停止施工的命令，经过半年之后，事情仍未解决。
可见拆除违章建筑是件多么劳神的事情。
狡猾的开发商总是想方设法拖延执行区公署的命令，问题的解决绝不是举报者想象的那样可以一蹴而就。
02
三月二日，上田喜一接到举报电话，一名中年男子反映，区内杉子原町二四七番地有违章建筑。
“那个很明显是违章建筑!已经开工很久了，你们就这么放任不管吗？”
该男子详细告知了违章建筑的地址。
“我们会立即到现场调查，并检查相关的手续资料。请问，您是住在此建筑附近的居民吧？”
“没错，不过我不愿透露我的姓名。”
“好的，感谢您协助我们的工作。”上田喜一对这类电话早已应答自如。
根据举报者提供的地址，上田已经大致判断出具体方位。吃过午饭，他立即跨上轻型摩托前往该地。那地方以前是个苗圃，后来不断有人在此搭盖商品房。举报人说的应该就是那块地方。
上田骑着摩托车在那片区域转悠了两三圈。满眼都是宽敞的住宅，在它们旁边，到处是随意搭建的违建商品房。建筑科再次晚了一步，直到接到这次举报，才发现这里又出现了许多违章建筑，甚至还有人付了房款已经入住。
如果所有的入住者都到建筑科去喊冤，那科长会迫于人情事理，对违章建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话说，那位举报者所反映的违章建筑，从大道上看不到，需要拐进小路才能看见。它位于道路的右侧。骑着摩托的上田一进入这一带，就看见工人们正在敷设板壁。
这块地的总面积看上去大约为五十坪，住房占地三十坪，二层楼。根据该地区的建筑密度规定，此房的建筑面积超标十坪。这幢房子搭建得极为简陋。
由矮墙围绕的五六户人家依地势而建，小路旁还有由厚厚的水泥墙围成的两三户人家，再往后走也是类似的住家。这些房屋的三面都由围墙围绕，北面朝着一条三米宽的小河，河对岸也是住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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