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宿到绿町得花三十来分钟。开到车站附近后，我问他走哪边时，此人正在打瞌睡，听我一问，他这才忽然惊醒似的，要我往左拐。我照他说的拐进去后，他又打起了盹，于是我又问他该往哪边走。他告诉我说，从车站的第三个道口往左拐，走一点儿后再往右拐。于是我就照他所说的开了下去。
进入这街区后不见一个人，家家户户都静悄悄的。我说：“您住的这地方可真清静啊。”他说：“虽然房子盖得是密集点，可晚上却很清静。”然后说拐过弯道后停车就行了，于是我就停下了车。一看表，已经是十点二十分。我这人有个习惯，一停车就看表，所以时间是错不了的。日报上也登了这个时间。乘客便一面从钱包里掏钱，一面抱怨说他家进了巷子后还要往里走很长一段路，可是车子进不去，就只好自己步行了。
于是我问他：“从这条道径直往前走，能不能到甲州大道？”因为我觉得方向上应该没错。结果那乘客却说那是条死路，哪里也去不了。于是我说：“那我只得倒车了。”他说对。
乘客给了打车费后，说了声谢谢便下车走了。穿着茶色外套的他，左手提一个黑乎乎的文件包，朝通往小巷的小道上走去，似乎并没有烂醉。于是我立刻发动车子倒起车来，所以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你说倒车？是啊，过了五六米，我发现又有一条窄巷，就把车子开了进去，然后调回了原先的路上。当时，我朝刚才乘客走进去的小道又扫了一眼，已经不见他人影，也没看到其他人。当然这只是我一瞬的印象而已。
回去时，我是照原路返回的，途中没有遇到其他的车。往车站方向开上了宽阔的马路后，我这才并入其他的车流，没发现有可疑的车辆。
遇害者是就职于阳光互助银行的依田德一郎，经过调查，在现场遇害前的情形与出租车司机供述的完全符合。
依田去的是歌舞伎町一家叫“白天鹅”的酒吧。把他送上出租车的，则是那酒吧的老板娘与一名年轻女子。据她们供述说，依田是她们店的常客，性格比较开朗。有时会邀同事和部下一同来访，平时也会独自前来。
阳光互助银行坐落在涩谷。说起依田常去的酒吧，那不光有在歌舞伎町的，涩谷那边也有常去的两三家，在新宿还有一家。
据出租车司机所说，依田下车的时间是晚上十点二十分。职员发现尸体的时间则是十一点左右，因此，他的遇害就发生在这四十分钟前后的时间里。事后的尸体解剖表明，他的后脑勺受到了钝器的强烈撞击，头盖骨已凹陷下去，他是当场死亡。至于杀人的凶器是何种钝器，据解剖的法医推断，或许是大榔头，也可能是斧子背之类。
被害者没有财物上的损失，一万二千日元的现金原封不动地装在钱包里。银行的相关文件也在黑皮文件包里，没有一丝被人动过的迹象。
依田德一郎的家就在走进小巷约五十米的地方，与发现尸体的职员的家相隔并不远。
依田德一郎的妻子真佐子当晚一直在等丈夫回来。德一郎三十六岁，真佐子三十一岁，他们有一个五岁的儿子。
德一郎很少早回家。虽然酒量不怎么样，可他却喜欢热闹的地方，不是请别人去喝酒，就是被别人拽了去喝。可是，他一般都能在九点或十点之前回来。不过，年末和新年这段时间却总要拖到很晚。真佐子接到警察的紧急通知时已是将近十二点，她完全不能相信自己的丈夫竟在自家附近死于非命。这一带一到八点就几乎没了人影。各家也都熄了门口的灯，回到里屋去了。
其实，在警察通知她之前，警车就到了她家门口。警笛从远处鸣响过来，在她家附近停下，这些她都知道。可是，她却万万没料到这居然会跟自己扯上关系。警官从遇害者上衣中找出一张名片，据此找到了她。当然，是为了确认尸体的身份。
尸体被警车带去解剖之后，真佐子接受了刑警的种种询问。由于现金和重要文件都没有丢失，杀人的原因恐怕归结于个人恩怨。警察的询问全都集中在这一点上。
真佐子称自己的丈夫应该不会结下这样的仇怨。说丈夫为人善良，甚至有点过分正直。不过，由于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她头脑一片混乱，前言不搭后语。刑警大致询问了一番后，决定等她次日平静后再进行询问。
次日一早警方又搜查了现场附近，没有发现凶器。由于昨夜就已把附近大致搜索了一遍，也是无功而返，所以警方推测凶器是让犯人带走了。现场验尸的结果与解剖医生的结论一致，凶器应该是榔头之类的东西。所以犯人不大可能正大光明地带这种凶器回去，很可能是装在包里或是包在纸或布里带走，再不然就是犯人开车逃离现场时，把凶器藏匿在车内了。
于是，警方在附近一带的地面展开了排查，然而，这里固然偏僻，但附近既有人开自家车上班，也有从别处来这里办事的车，所以自然会有无数的车印，想通过轮胎的印痕来寻找线索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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