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一直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火耗。
大明中央的财政收入都是来自于地方上缴，自从张居正执行“一鞭法”改革后，地方向中央上缴赋税基本都是上缴官银。
官银就是官府将税收征收上来之后，将各种成色不同、大小不已的银子熔炼成规模统一的银锭。
这些银锭一个个都非常大，十两、五十两、一百两等等皆有，为了防止银匠在熔炼中偷银，每个银锭上都会打上工匠的名字，以及银锭重量等信息，而把百姓交的碎银熔化重铸为上交的银锭就有了火耗。
征税时加征的“火耗”大于实际“火耗”，差额就归官员了。于是火耗就成为官员们牟利的最佳途径。一般州县的火耗，每两达二三钱，甚至四五钱。偏僻的州县赋税少，火耗数倍于正赋，给百姓造成巨大的负担。
目前山东和安东还在沿用这个制度，只是不过是将收税的人换成了税务司的人，但税务司的官同样是官，时间长了，日子久了，出现贪官也正常，方云可不敢把希望寄托在官员的人品上。
不过如果将银子铸造银元的话，银元全部由方云指定几家银行来铸造，百姓直接银元缴纳赋税，就不存在火耗问题了。
另外将银子铸成银元规模统一，方便百姓使用，还可以在银元中参入其他价格低的金属，一块银元的白银和廉价金属比例为九比一，老百姓也会因为银元比较便利而接受银元。
总而言之，铸币的利润，是非常巨大的。
民国时期的袁大头，重量为七钱两分，九银一铜，按照袁大头的标准铸造银币，1000两白银可以铸造1534枚银元。
如果全部由银子来铸造银元，1534枚银元需要1104两银子才行，也就是说，铸1000两银子，就能赚104两，104两又相当于与160枚银元，这样就意味着铸1000两银子，就160块银元的利润。
山东省的目前一年光是商税的收入就突破了1000万两，田赋税方面，山东原有的六千万亩耕地，当中有四千万亩是正常缴纳赋税，一年的田赋税大概有266万石，按照山东的粮价相当于133万两。
另外属于农垦公司管理还有三千万亩土地，正常情况下这部分耕地在崇祯九年之前，都是征收两成的佃租，一年的收入1200万石，也就是600万两，所有的财政收入全部加起来大概有1800万两。
除了山东之外，方云现在还有安东省和辽南都司两块地盘，不过辽南都司的土地已经算到农垦公司管理的三千万耕地当中了，所以辽南都司只剩下商税了和方云卖出的那一百万亩耕地。
不过辽南都司不是很安稳，所以商税与山东可无法相比，一年的商税，也就60万两左右，而方云卖出的一百万亩耕地，全部被开发成农场，也算商业的一部分，每亩征收一成的商税，一年40万石，价值20万两，所以辽南都司一年能提供80万两的收入。
另外一个安东省的收入就相当可观了，安东省毕竟在朝鲜国的基础上建立，财富相当可观，还有大量未开发的自然资源，光是方云向大明地主和商人出售的五百万亩耕地，每年提供100两农业税。
安东省又与日本隔海相望，成为破虏军对日贸易的一个重要基，就连之前方云出兵攻打日本，也只直接调驻扎在安东省的破虏军第三师。
安东省人口现在已经达到了800余万，不过其中大多数都是原朝鲜人，汉人百姓刚过百万，田赋税不多，加上方云出售的五百万亩耕地，一年200万两是有的。
商税方面，刚刚花费巨大的功夫终于说服德川幕府开通通商口岸，收入相当可观。
当初郑芝龙因为失去日本大部分的生意，每个月的损失都超过了30两，就这，还是因为郑芝龙只能在长崎地区和日本方面交易。
而方云这边，因为和德川家光开了一个和谈会，德川家光明确表示，同意方云名下的商人在日本境内自由通商，一个月多赚10万两肯定没问题，如此一来，对日贸易一年差不多能有500万两。
这样算下来两省一都司一年的财政收入将近2700万两，铸1000两银子，就能有160银元的利润，2700万两银子，那就是432万银元利润。
而且光有银元肯定不行，这年头百姓一个月的收入也就2两银子，换成银元还不到3块银元。
按照后世最低工资一月二千快的来算，一个银元就相当于660块，妥妥地大额币值，中间肯定还要有小额币值，就像后世人民币有100块面额，有50块面额一样。
崇祯通宝有小平、当二、当五，又有当十型大钱四种。小平钱就是普通百姓最经常使用的铜钱，重量大概3-6克一枚，一斤铜大约能造150枚铜钱。
一个铜钱差不错相当于后世一块钱，银元和铜钱的比例就是1:660，不过这样换算起来不方便，大明百姓现在的文盲率可是高达百分之九十多，要是按照这个比例用银币兑换铜币的话，九成的百姓都无法算清楚这笔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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