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留有余地，把握做人的尺度
清朝名将曾国藩位高权重，趋炎附势的人很多。曾国藩对此一直淡然处之，既不因被人拍马屁而喜，也不因不被拍马屁过火而恼。他的一个手下对那些趋炎附势溜须拍马的人非常反感，总想找机会教训他们一下，于是就在一次批阅文件时，将其中一位溜须拍马的官员狠狠讽刺一番。曾国藩看过后对手下说，那些人本来就是靠这些来生存的，你这样做无疑是夺了他们的生存之道，他们必然会想尽办法刁难你、报复你、置你于死地。
曾国藩的一番话让手下恍然大悟，进而冷汗淋漓。事物的作用力都是相互的，你若给予对方的作用力大，对方反馈给你的反作用力也大。这个道理对做人也适用。我们不去惹事，是非就会少很多。如果经常处在主动的状态去指责人，那么一定会备受关注，并因此成为众人指责的焦点。
人生下来就有其个性，后因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个人知识、处世教养等诸因素影响，有时难免表现出与他人的对立。对立双方，各执己见，问题就难以解决了。这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问题“挂起来”，暂不解决，等时机成熟时，再着手解决，这就是所谓的余地。会做人的人，总能营造回旋的余地。
可方可圆，不偏不倚
人生就像大海，处处有风浪，时时有阻力。船头之所以造成尖形或圆形，是为了乘风破浪，更快地驶向彼岸。那我们是与所有的阻力正面较量，拼个你死我活呢？还是积极地排除万难，去夺取最后的胜利？
生活告诫我们：处处摩擦、事事计较者，哪怕壮志凌云、聪明绝顶，也会落得壮志未酬泪满襟的后果。为了绚丽的人生，我们需要许多痛苦的妥协。
在复杂多变的旧中国，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为了维护人格的独立，他们不是锋芒毕露，义无反顾，而是有张有弛，掌握分寸，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性格。
蔡尚思写作《中国社会科学革命史》时，欧阳予倩就告诫这位青年文学家：“秉笔的态度自然要严正，不过万不宜有火气。……可否寓批评于叙述中呢？”他建议书名宜改为《中国社会思想史》。最后，欧阳前辈感叹地说：“蔡先生，我佩服你的努力，可思想界的悲哀，谁也逃不掉呵。”这些知识分子在当时就是这样在事关大是大非、人格问题的原则立场上毫不含糊，旗帜鲜明，在方式方法和局部问题上委婉圆融，有所妥协。
然而，只圆不方，是一个八面玲珑、滚来滚去的圆，那就沦为圆滑了。方，是人格的自立，自我价值的体现，是对人类文明的孜孜以求，是对美好理想的坚定追求。
“取象于钱，外圆内方”是近代职业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领袖黄炎培为自己书写的处世立身的座右铭。他在1946年调解国共冲突时，未尝不委曲求全，“不偏不倚”，从未与蒋介石拉下脸，而当蒋介石以“教育部部长”一职许愿企图将他诱入伪“国大”泥淖时，黄炎培却不为所动，回绝道：“我不能自毁人格！”维护了政治气节。
可方可圆，能够把圆和方的智慧结合起来，做到该方就方，该圆就圆，方到什么程度，圆到什么程度，都恰到好处，左右逢源，就是古人说的“中和”“中庸”。
恪守中庸之道
中庸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中庸》也是千年国学的经典。中庸之道更是做人的超级智慧。遗憾的是，现在有不少人将中庸视为贬义词，说它是“温吞水”“和稀泥”，并攻击它腐朽没落。这是对中庸的误解、曲解。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中国的孔子都发现了道德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偏激，一是退缩，而又同时认为在上述两种错误倾向之外，唯一正确的行为是中庸。
中庸，说通俗一点，就是中道，就是不偏不倚。用《中庸》这本书里的话来说，中庸就是要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审慎而冷静地选择最好的解决方案；中庸就是要在诸多对立统一的因素中，敏锐而智慧地寻找最佳的均衡状态。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庸的含义，我们可以用一种最能体现中国人整体和谐艺术的东西——围棋来加以说明。围棋的棋盘纵横各19道，共有361个交叉点。棋子分黑、白两种颜色，黑子共181个，白子共180个。按规定，执黑子者先行，轮流将棋子下在交叉点上，以占领多于所规定的交叉点的一方获胜。
围棋仿佛我们的人生，每一步都充满了矛盾冲突。然而，围棋界重量级大师吴清源先生却说：“与其说围棋是竞争和胜负，不如说围棋是和谐。”这句话有其深刻的内涵。日本围棋评论家江崎诚致对此解释道：“围棋若是黑白双方保持和谐进行，那么先出手的一方就占有优势，只要中途不贪得无厌，不畏首畏尾，不是不合情理，那么一定是黑棋获胜。因此围棋的本质与其说是竞争更应该说是一种自然、和谐的破坏，形势的动摇，人们不可能企求完美，也正因此不一定都是黑棋获胜。而人呢，只不过是把这种结果定名为胜负罢了。”由这段话可知，能够在对弈的过程中超越胜负，而去追求棋局本身和谐的人，才算是最高段位的弈手，自然也是胜率最高的棋士。人们常说，“世事如棋局局新”，根据“和谐相依，方成棋局”的认识，处世的艺术除了“中庸”之外还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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