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思忖，李斯决意先行搁置三公上书之事，而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欲待如此，只能设法晋见二世胡亥，痛切陈说赵高之险恶，即或不能逼二世皇帝除了赵高，也必得罢黜赵高，使其远离庙堂，否则后患无穷。然则，此时的皇帝已经很难见了，且此前三番难堪，已经使这个享乐皇帝大为不悦，要谋求一次痛切陈说之机，还当真不是易事。当然，再要清楚知道皇帝行踪，赵高是无论如何不能指望了。于是，李斯秘密叮嘱家老，派出了府中所有与皇城宫室有关联的吏员，各取路径秘密探查皇帝行踪，务必最快地清楚皇帝目下在何处。
如此三日之后，各路消息汇集一起，李斯却犯难了。二世胡亥已经离开咸阳，住到甘泉宫去了。这个胡亥近日正忙于一宗乐事，在材士营遴选了百余名壮士做“角抵优俳”，每日论功行赏不亦乐乎。赵高的族弟赵成率领三千甲士守护着甘泉宫，赵高则亲自在甘泉宫内照应，若不与赵氏兄弟沆瀣一气，根本不可能进得甘泉宫。
所谓角抵者，角力较量也，跌跤摔跤也。优俳者，滑稽戏谑也。战国秦时，将街市出卖技艺的“优”者分为两大类：歌舞者称“娼优”，滑稽戏谑者称“俳优”。优俳者，俳优之别说也，实则一事。用今人话语，角抵俳优便是滑稽摔跤比赛。胡亥整日寻求乐事，万千女子终日悠游其中犹不满足，又日日寻求新奇之乐。赵高便指点阎乐生发出这个滑稽摔跤戏，乐得胡亥大笑不止，日日与一大群妇女“燕私”之后，便要赏玩一番滑稽跌跤，只觉这是人间最快乐的时光，任谁说话也不见。
无奈，李斯只有上书了。
李斯一生写过无数对策上书，然弹劾人物却是唯此一次。其书云：
臣李斯顿首：臣闻之，臣疑其君，无不危国；妾疑其夫，无不危家。今有大臣于陛下擅利擅害，与陛下无异，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罚，以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田常为简公臣，爵列无敌于国，私家之富与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阴取齐国，杀宰予于庭，即弑简公于朝，遂有齐国。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齐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玘之为韩安相也。陛下不图，臣恐其为变也！
上书送达甘泉宫三日，没有任何消息。
李斯正在急不可待之时，一名侍中送来了二世胡亥在李斯上书之后批下的问对诏书，全然一副严词质询的口吻：“丞相上书何意哉！朕不明也。夫赵高者，故宦人也，然不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絮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进，以信守位；朕实贤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无所识知，不习治民，而君又老，恐与天下绝矣！朕非属赵君，当谁任哉？且赵君为人精廉强力，下知人情，上能适朕，君其毋疑也。”
李斯越看越觉心头发凉，愣怔半日回不过神来。二世皇帝的回答太出乎李斯的意料了，非但没有丝毫责备赵高之意，且将赵高大大褒奖了一番，将皇帝对赵高的倚重淋漓尽致地宣示了一番，太失常理了！以寻常君道，即或是平庸的君主，面临一个领政丞相对一个内侍臣子的怀疑追究，纵然君主倚重这个内侍，至少也得交御史大夫府案验之后说话，何能由皇帝立即做如此分明的判定？因为，任何一个大臣都有举发不法逆行的职责与权力，此所谓言权也。若以二世胡亥所言，李斯的上书完全可以看做诬告举发，全然可以反过来问罪于李斯。世间还有比这般行为更为荒谬的事体么？一心谋国，反倒落得个疑忌用事之臣，当真岂有此理！
李斯的这件上书与胡亥的这件批示诏书，是全然相互错位的历史滑稽戏也。以李斯而论，胡亥分明是个昏聩不知所以的下作皇帝，李斯却偏偏将其当做能接受直谏的明君或常君对待，每每以正道论说对之，无异于缘木求鱼也。以韩非《说难》，说君的轴心法则便是“非其人勿与语”——不是明君雄主，便不要与之谈论为政大道。李斯恰恰反其道而行之，“非其人而与语”，硬纠缠着一个下作昏君听自己的苦心谋国之言，结果招来一通全然文不对题的斥责之词，滑稽也，怪诞也。李斯是大法家，不能以范蠡式的全身而退的自保术为最高法则，要求李斯作出或退隐去官或不言国事的选择，那不是战国大争之风，更不是法家大师的风骨。历史要求于李斯的，是正道谋国该当具有的强硬抗争品格，与出色的斡旋能力。不求其如商君护法之壮烈殉身，亦不求其如王翦王贲那般可能的拥兵除奸。然则，至少求其如吕不韦的精妙斡旋与强硬秉持，以及最后敢于结束自己生命以全秦国大局的勇气。然则，李斯没有做到任何一种的铮铮硬骨，而只是絮絮叨叨地力求下作昏君接纳自己，力求下作昏君拒绝奸佞。此等要求苍蝇不要逐臭的作为，实在教人哭笑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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