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恬自有其弱点，不若王翦王贲父子那般厚韧坚刚，未能扛鼎救难，诚为憾事也。然则，仅此而已，蒙恬依然不失为华夏文明之功臣。但是，蒙恬的功勋节操在后世的评判却是矛盾而混乱的，甚至可说是离奇的。西汉初中期的国家主流评价，对于蒙恬尚是高度肯定的，紧随汉武帝之后的盐铁会议对蒙恬的评价可谓典型。但是，《盐铁论》之前成书的《史记》作者司马迁，却对蒙恬提出了不可思议的指责。《史记·蒙恬列传》之后的“太史公曰”，对蒙恬的说法是其最长的评论之一，也是最离奇的评论之一，其全文为：
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司马迁的评论有四层意思：其一，凡蒙恬所筑北边工程，都是挥霍民力（轻百姓力）的不当作为工程；其二，秦灭诸侯之后，蒙恬该做的事是强谏始皇帝实行与民休息，而蒙恬没有做该做的事；其三，蒙恬做的事相反，奉承上意而大兴一己之功（阿意兴功）；其四，所以，蒙恬兄弟被杀实在是该当的。最后，司马迁还意犹未尽地感喟了一句，死当其宜，蒙恬如何能怪罪地脉哉！
顺便言及，司马迁所记述的“地脉”之论，很不合简单的事实逻辑。战国与帝国时代，阴阳家学说相当盛行，地脉说作为理论，当然是存在的。我们要说的是这件事的乖谬矛盾处。显然，始皇帝君臣决断修长城，若信地脉之说，则必召堪舆家踏勘，若万里长城果然切断地脉，则必然会改道，最终以保持地脉完整为要。此等情形下，长城是否切断地脉以及如何应对等等，蒙恬作为主持工程的统帅，比任何人都早早地清楚了，何能等到死时才猛然想起？若始皇帝君臣不信地脉之说，则根本不会召堪舆家踏勘。此等情形下，天下便不会有长城断地脉之说出现，蒙恬则更不会空穴来风。毕竟，华夏民族的强势生存传统中自古便有“兴亡大事不问卜”的理念，武王伐纣而姜太公踩碎占卜龟甲，乃典型例证也。始皇帝君臣锐意创制，若事事堪舆问卜，大约也就一事无成了。蒙恬作为最与始皇帝同心的重臣之一，无论哪一种情形，都会清楚地知道该不该有长城切断地脉一说，都不会在临死之时突兀地冒出一种想法，觉得自己切断了地脉所以该死。更有一则，阴阳学说流传至今，秦之后的阴阳家却没有一人提出长城断地脉以及断在何处之说，可见，即或就阴阳家理论本身而言，此说也是子虚乌有。太史公所以记载此事，完全可能是六国贵族因人成罪而编造的流言，传之西汉太史公轻信并大发感慨。此说乖谬过甚，不足凭也。
尝读《蒙恬列传》，每每对太史公如此评判史实大觉不可思议。作为历史家，亲临踏勘直道长城之千古工程，竟能毫不思其文明屏障之伟大功效，偏偏一言以蔽之而斥责其“固轻百姓力矣！”其目光之浅，胸襟之狭，令人咋舌。尤令人不可思议者，最终竟能评判蒙恬之死“遇诛不亦宜乎”，无异于说蒙恬该杀。
其用词冰冷离奇，使人毛骨悚然。
不能说司马迁是十足的儒家。然则，司马迁对蒙恬的评论却确实是十足的春秋笔法：维护一家之私道，无视天下之兴亡。当历史需要一个民族为创建并保卫伟大的文明而做出一定牺牲时，司马迁看到的，不是这种牺牲对民族文明的强势生存意义，而是仅仅站在哀怜牺牲的角度，轻飘飘挥洒自己的慈悲，冷冰冰颠倒文明的功罪。虽然，没有必要指责司马迁之论有拥戴秦二世杀戮之嫌疑。但是，司马迁这种心无民族生存大义而仅仅关注残酷牺牲的史论，却实在给中国人的历史观留下了阴暗的种子。这种苍白的仁慈，绝不等同于以承认壮烈牺牲为基础的人道主义情怀。设若我们果真如司马迁之仁慈史论，将一切必要的牺牲都看做挥霍民力，都看做阿意兴功，而终止一切族群自强的追求，猝遇强敌整个民族安能不陷入灭顶之灾？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尤其在近现代百余年的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卖国汉奸辈出，其规模之大令世界瞠目，而其说辞则无不是体恤生命减少牺牲等等共荣论。此等人永远看不见，或有意看不见强敌破国时种族灭绝式的杀戮与无辜牺牲，而只愿意看见自己的民族在自强自立中所付出的正当牺牲，专一地以否定这种正当牺牲为能事，专一地以斥责这种正当牺牲的决策者为能事。此等人的最终结局，则无一不是在大伪悲悯之下，或逃遁自安，或卖国求荣。这是被数千年历史反复证实了的一则古老的真理，近乎教条，然却放之四海而皆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察其根源，无疑深植于历史之中。
谚云：站着说话不腰疼。信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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