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则，庙堂逐鹿业已展开，李斯又岂能坐失千古良机？李斯所以愿意起而逐鹿，根基在于自己对自己的评判：李斯功劳虽大，然若李斯就此止步，在秦国重臣眼中，在身后国史之中，李斯便始终是个颇具声名的谋臣而已。所以如此，全部根基只在一处：秦始皇帝的万丈光焰，掩盖了李斯的身影；有嬴政这般秦王这般皇帝，任何功臣的功业足迹都将是浅淡的。李斯不满足。李斯要做商鞅那样的功业名臣——虽有秦孝公在前，青史却只视为商鞅变法！李斯要做周公旦那样的摄政名臣——虽有周成王在前，青史却只视为周公礼治！对目下李斯而言，达此圣贤伟业之境地，一步之遥也。而若退得一步，依据秦法秦政之道，秉承皇帝素来意志拥立扶苏即位，则李斯很可能成为惨遭罢黜甚或惨遭灭族之祸的祭坛牺牲品。赵高固然可恶，然赵高对皇帝身后的变局剖析却没有错：扶苏为帝，蒙恬为相，则必然要宽缓秦政，要寻找替罪羊为始皇帝开脱；其时，这只替罪羊当真是非李斯莫属也。也就是说，要依据皇帝素常意志行事，李斯也相信天下可以大定，但却一定要牺牲李斯！那么，李斯做牺牲的道理何在？公平么？若李斯是庸臣庸才，自是微不足道，作牺牲甚或可以成就名节。然则，李斯恰恰不是庸才。由是，另外一个追问便强烈地在心海爆发出来：若李斯继续当政，继续创造前所未有的功业而使天下大治，便果然不如扶苏蒙恬之治道么？李斯的回答是：不会不如扶苏蒙恬，而是一定大大超越扶苏蒙恬！对为政治国，李斯深具信心。扶苏固然良材美质，然其刚强过度而柔韧不足，则未必善始善终。蒙恬固然近乎完人，然其大争之心远非王贲那般浓烈，则未必能抗得天下风浪。李斯固然有不如扶苏蒙恬处，然论治国领政长策伟略，则一定是强过两人多矣！
唯其如此，一个必然的问题是：李斯为何要听任宰割？
李斯的老师是荀子。当年，李斯对老师的亦儒亦法的学派立场是心存困惑的。直到入秦而为吕不韦门客，为吕不韦秉笔编纂《吕氏春秋》，李斯才第一次将老师的儒家一面派上了用场，体察到丰厚学理带来的好处。后来得秦王知遇，李斯又将老师的法家一面淋漓尽致地挥洒出来，从而连自己也坚执地相信，自己从一开始便是法家名士。李斯不讳言，对于老师荀子的渊深学问与为政主张，他是先辨识大局而后抉择用之的。也就是说，李斯并不像韩非那般固守一端，那般决然摒弃儒家，而是以时势所许可的进身前景为要，恰如其分地抉择立场，给自己的人生奋争带来巨大的命运转机。在李斯的心海深处，对老师的学问大系中唯一不变的尊奉，便是笃信老师的“性恶论”。
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反，老师的理念是人性本恶。李斯记得很清楚，老师第一次讲“性恶论”时，他被深深地震撼了。自幼经历的人生丑恶与小吏争夺生涯，使李斯立即将老师的“人性本恶”之说牢牢地钉在了心头。入秦为政，李斯机变不守一端，大事必先认真揣摩秦王本心而后出言，正是深埋李斯心中的“人性本恶”说起到了根基作用。李斯相信，人性中的善是虚伪的，只有恶欲是真实的。是故，李斯料人料事，无不先料其恶欲，而后决断对策。多少年来，李斯能一步步走向人生巅峰，不能不说，深植心田的警觉防范意识是他最为强固的盾牌。
至今，老师的《性恶》篇李斯还能一字一句地背诵出来：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声色之欲，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由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之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若饥，见尊长而不敢先食者，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有所代也。子之让父，弟之让兄，子之代父，弟之代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
凡礼义者，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愿财，贵而不愿艺，苟有之中者，必不求于外。由此观之，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夏）桀（盗）跖，其性一也；君子其与小人，其性一也。……礼义积伪，岂人之本性也哉！……所以贱于桀（盗）跖小人者，从其性，顺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贪利争夺。故，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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