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差矣！”子襄慷慨打断，“九代治学，孔门甘心么？自先祖孔子以来，孔门儒家哪一代不是为求做官而孜孜不倦？学而优则仕，先祖大训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先祖大志也。复辟先王旧制，原是儒家本心，何言自堕泥潭哉！儒家本是为政之学，离开大政，儒家没有生命！秦皇帝摒弃儒家，不等于天道摒弃儒家。与六国贵族联手，正是儒家反对霸道而自立于天下的基石！”
“子襄，你想得如此明白？”孔鲋盯着弟弟惊讶了。
“大哥不要犹疑了。”
“兄弟不知，我是越来越觉得儒家无用了……”
“大哥何出此言也！”子襄笑道，“便以目下论，儒家也比六国老世族有大用。他等被四海追捕，朝夕不保，只能秘密活动于暗处。我儒家则是天下正大学派，公然自立于天下，连皇帝也拜我儒家统掌天下文学。儒家敢做敢说者，正是他等想做想说者。他等不助儒家，何以为自家复辟大业正名！大哥说，儒家无用么？”
“有道理也！”孔鲋点头赞叹，“无怪老父亲说襄弟有王佐之才也！”
一番密谈，儒家轴心的孔门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断：脱离秦政，逃往嵩阳隐居，与六国老世族复辟势力结盟，等待天下生变。孔鲋心意一决，情绪立即见好。子襄忙于部署逃亡，孔鲋便与陈余卢生不断地饮酒密谈。临走前的深夜密谈中，卢生陈余向这位大秦文通君说出了又一个惊人的秘密：在制作“亡秦者胡也”预言之后，他们将谋划一次更为震惊天下的刻石预言！孔鲋忙问究竟，卢生压低声音道：“文通君且想，始皇帝若死，天下如何？”孔鲋思忖片刻道：“诸侯制复之？”陈余笑道：“太白太白，那不是预言。预言之妙，在似懂非懂之间也。”孔鲋恍然，闷头思忖良久，突然拍案道：“地分！始皇帝死而地分！”
“文通君终开窍也！”陈余卢生同声大笑。
“如此预言常出，也是一策。”孔鲋为自己从未有过的洞察高兴起来。
“说得好！”卢生笑道，“年年出预言，搅得虎狼皇帝心神不安！”
“此兵家乱心之术也！”陈余拍案。
“甚好甚好。”孔鲋第一次矜持了。
“再来一则。”子襄一步进门神秘地笑道，“今年祖龙死。”
“妙！彩！”举座大笑喝彩。
不料，第三日夜里诸事齐备，孔门儒生正在家庙最后拜别先祖时，充作斥候的两名儒生跌跌撞撞跑来禀报说，有大队骑士正朝孔府开来，因由不明。孔府人众顿时恐慌起来。
自焚书令颁行之后，薛郡郡守连番向总掌文事的奉常府上书，禀报本郡孔里的种种异动迹象，请命定夺处置之法。老奉常胡毋敬历来谨慎敬事，每次得报都立即呈报皇城，并于次日卯时进皇械书房领取皇帝批示。对于文通君孔鲋已经逃回故里，然未见举族再逃迹象的消息，嬴政皇帝非但没有震怒，似乎还颇感欣慰地对胡毋敬道：“孔鲋以高爵之臣不告私逃，依法，本该缉拿问罪。念儒家数代专心治学，更不知法治为何物，只要孔鲋逃国不逃乡，终归是大秦臣民，任他去了。”对于孔府修筑石夹壁墙藏书，而未向郡县官署上缴任何典籍的消息，嬴政皇帝也淡淡笑道：“还是那句话，只要孔鲋仍在故里，任他去了。”胡毋敬大觉疑惑，思忖良久，终归恍然，一拱手道：“自此之后，焚书令与孔里之事，老臣不再奏闻陛下，尽知如何处置了。”嬴政皇帝破例一笑，没有说话。
胡毋敬明白者何？盖当初李斯将惊蛰大朝之议，以奏章形式正式呈报后，嬴政皇帝的朱批是：“制曰：可。”当初，帝国群臣正在愤激之时，谁也没有仔细体察其中况味。胡毋敬则总觉焚书令雷声大雨点小，心下多有疑惑然也未曾深思，今日皇帝对孔府藏书如此淡漠，实则默认了孔府藏书之事实。胡毋敬认真追思，方才恍然明白：皇帝一开始便对焚书采取了松弛势态，“制曰”的批示形式，已经蕴含了这种有可能的缓和。
帝国创制时，典章明白规定：命为“制”，令为“诏”。命的本意，是诸侯会盟约定的条文或说辞；令的本意，则是必须执行的法令。由此出发，“制”与“诏”作为皇帝批文的两种形式，其间也有区别：制，相对缓和而有弹性，其实质含义是“可以这样做”；诏，则是明确清楚的命令，其实质含义是“必须这样做”。到嬴政皇帝时期，秦政已经非常成熟，在百余年中所锤炼出的极其丰厚的大政底蕴，对繁剧国事的处置之法，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之境。天下大事如此之多，君王未必总是以命令方式行事，其间必然有许许多多需要谨慎把握的程度区别。所谓“王言如丝，其出如纶”——君王言论如丝般细小，传之天下则会剧烈扩大——说的便是君王政令的谨慎性。唯其如此，帝国创制之时，特意将皇帝的批示形式分作了两种：“制”为松缓性批示，实施官员有酌情办理之弹性；“诏”为强制性批示，实施官员必须照办。事实上，这是中国古代最高文告形式的独特创新。《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云：“制、诏三代无文，秦始有之。”说的正是这种君王文告的创制。嬴政皇帝对李斯的焚书奏章以“制曰”批示——可以这样做，而不是以“诏曰”批示——必须这样做。其间分野，自有一番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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