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井田制是一种伟大的发明。它把零散无序的农人们编织在一个框架里，使他们同心协力耕作，抵御灾害，和谐相处，收获的东西也越来越多。然而也有抢掠成性的部族不守规矩，仍在依靠暴力杀戮，抢夺其他部族井田里的粮食、牲畜和财产。大禹就在会稽山大会诸侯（部族首领），公然杀了不守井田规制且会盟迟到的防风氏，宣布建立永远不解散的军马，专门对破坏井田秩序的部族进行讨伐。
从此，井田制真正站稳了脚跟。
可是，平民农夫（自由民）分得的井田，只能耕种，不能买卖或做任意处置。用后人的话说，就是“国有私耕”。《诗经》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的正是井田制时代的人地关系。国王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没收平民农夫的耕田赐给别人。在平民犯罪时，更是理所当然地没收田产，甚至包括将犯罪者及其家人也没收为官府奴隶。也就是说，土地的处置权在中央官府。平民耕种的井田，永远不可能像真正的私有财货那样转让和继承，自然更谈不上自由买卖。
井田制还有一个孪生的制度，就是奴隶制。
那时候，国王、诸侯（部族首领）和大小族长，都拥有大片土地（封地），这就是私家井田。这种私家井田，主人对土地虽然也没有名正言顺的最终处置权，但却比平民仅有的耕作权大大进了一步。只要豪族主人（领主）不犯罪，不招天子讨伐，不在战争中失败，这些土地实际等同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转让、赠送甚至买卖。有了土地，就得有人耕种。国王、诸侯和族长，就把战俘、罪犯以及因各种原因依附于他们的穷困庶民，强力安排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这些劳作者便是奴隶。“奴隶”一词，春秋战国已有，只不过不常为人用罢了。《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了一个春秋秦国的奴隶逃亡故事，开首云：“羌无弋爰剑者，秦历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国名之。”这个无弋爰剑，便是无数的奴隶之一。奴隶主除了给耕耘者留下仅够生存的物品，收获物必须全部上缴土地主人。国王和大大小小的诸侯、封主、族长及其家人，正是依靠从这些“奴隶井田”和自由农夫的公田缴来的收获物，维持着军队、官吏和舒适富裕的生活。官私井田的劳动者奴隶，也叫做隶农。他们没有官府承认的自由民身份，官府“料民”（户籍登记）也不登记他们入册。他们的身份只存在于豪族主人（领主）的“奴籍”之中。来源于战俘和罪犯的奴隶，脸上还烙有或刺有主人家族特有的徽记，即或脱逃，也无处容身。世世代代，奴隶们只能在主人的井田里无偿劳作。奴隶耕作的私家井田与自由民的井田，唯一的不同是，私家井田的中央只有水井而没有公田。千百年下来，井田制和依附在井田制上的奴隶制，已经成为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就土地数量而言，自由民耕作的（有公田与自耕田之分的）那种典型的井田，所占有的土地数量，远远少于由隶农耕种的私家井田。后来，私家井田渐渐地获得了国王认可，被称为“封地”，也就是封赐给贵族的个人土地。
这种被强力禁锢于井田中的耕作奴隶（隶农），是奴隶制的最主要部分。
另一种奴隶，是劳工奴隶。这种奴隶分为官府奴隶和家庭奴隶，来源也是战俘、罪犯家属及穷困沦落者。官府奴隶除了做仆役外，就是在官府工程做苦役。
又经过了殷商六百多年，西周春秋六百余年，随着人口增多，商品交换的发达，土地质量恶化以及频繁的战争、政变等等因素，自由民的土地越来越少，隶农依附的私家井田越来越多，社会重新出现了人欲横流的无序争夺，井田制已经是千疮百孔了。这时候，一些官吏家族用强力掠夺、金钱买卖、没收罪犯等手段，巧取豪夺了大量土地，成为许多诸侯国的新兴地主势力。另有一部分大商人也用金钱买得了大量土地与依附奴隶，同时成为新兴地主。新兴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与人口，日渐主宰了许多诸侯国的政权，对“王权——井田——奴隶”这种旧的存在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威胁。新兴地主要创造出私家政权的基础，就要不断扩大自由平民的数量，就要使土地成为可以流动的财富。而旧的王权要维持自己存在的基础，就要使“民不得买卖”的井田制固定下来，使流动的土地重新变成凝固于井田框架的“王土”，否则，天下便不能安宁。
这种大争夺导致了长期的大动荡，导致了连绵不断的杀伐征战，天下大乱了。
于是，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各种救世主张。儒家坚定地主张恢复井田制，孔子直到孟子，儒家奔走天下数百年，为此不懈呼吁。道家的老子提出了“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返古主张，事实上也赞同恢复井田制。
新出现的地主贵族和法家人物，却极力反对回到古老的井田制。他们主张废除井田制和隶农制，建立一种更能激发农人勤奋耕作的新田制，建立一种能够使新地主依靠财富自由扩大土地的新土地制度，这就是“民得买卖”的土地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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