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葵花》要告诉孩子们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直面儿童世界的苦难 李东华
儿童文学苦难的缺失
关注儿童生存中的苦难因素，本是我国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优良传统，但是，最近几年的儿童文学创作，似乎正在疏远这一传统，以至于一些儿童文学研究者发出了“儿童文学要直面苦难的缺失”的呼吁。正像青年评论家谭旭东所言：“许多儿童文学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都市贵族化’倾向和‘消费主义写作’的取向，儿童文学作品不再是对强者少年的描写，不再是对底层儿童的生活和情感的再现或表现，而是追随都市商业化进程和休闲文化的脚步，‘淡化苦难，表现快乐’成了许多作家的创作原则。”这样一种创作倾向，导致了有些儿童文学作品过于轻飘，缺乏深度，甚至失之油滑。这不但造成了广大农村少年儿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以及城市弱势群体子女形象的缺席，而且就是被描写到的那些充斥着时尚符号的都市少年儿童，他们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也被大大地简化了，遮蔽了他们生存的真实状态。在这种背景下，曹文轩的新作长篇儿童小说《青铜葵花》的出现就具有特殊的意义。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青铜葵花》在享乐主义泛滥的今天，无疑是另一种声音。它进行的是一种逆向的思考。它是对苦难与痛苦的确定，也是对苦难与痛苦的诠释。”
曹文轩对于苦难的关注并不是自《青铜葵花》始，《草房子》中的杜小康、桑桑，以及《根鸟》中的根鸟，都是在各种各样的磨难与挫折中成长起来的。但是，在《青铜葵花》中，作者头一次旗帜鲜明地把“苦难”作为他思考的主体。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的创作主张和自觉的美学追求的作家，一个有着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作家，曹文轩从来都不是一个彷徨的东张西望的人，他不会被任何潮流——包括当前来势汹汹的市场化、商业化大潮——所淹没，他的创作姿态是坚定的、斩钉截铁的，他永远是引领者而非跟随者的形象。由于他在文学理论上的深厚功底，使他自踏上文坛起，总能对一些儿童文学创作的热点问题提出高屋建瓴的起导向性作用的主张。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提出的“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曾深深地影响了新时期以来的儿童文苑。最近几年，他又重新修正了自己的观念，作了一个新的定义：儿童文学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这一观点提出后，也在儿童文学界引起不小的反响。同时，作为一个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他也是他的创作理论的最典范、最精确的实践者。《青铜葵花》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曹文轩在该书后记“美丽的痛苦”中，对“苦难”所作的详尽的阐释也不是随意的。可以说，这源于他对当前儿童文学创作态势清醒而理性的把握，是他在敏锐地洞察了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的缺失之后，迅速地在创作和理论两个方面做出的反驳和回应。
苦难：生命的命定内容
在曹文轩的笔下，苦难不是生命的意外而是生命的常态。他在后记中说：“苦难几乎是永恒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青铜葵花》并不是对苦难的展览和悲愤的呼号，而是冷静地把它当成了生命的命定内容。在《青铜葵花》里，来自城市的小女孩葵花，几乎经历了人世间所有的可以称得上苦难的东西。她先是失去了母亲，然后背井离乡，跟着父亲到了五七干校，在这里，她认识了大麦地村的哑巴男孩青铜。很快，葵花的父亲落水死亡，她被青铜一家收养，然后和他们一起经历水灾、蝗灾、寒冷和饥饿，最后，她又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返回了城市，再一次面临着生离死别。在写到这些苦难的时候，曹文轩并不去追问和大声质疑造成苦难的历史的、社会层面的因素，在他的眼里，“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苦难，苦难绝非是从今天才开始的。”虽然造成苦难的原因也许千差万别，但是苦难却是永远存在的，所以，曹文轩意不再追究苦难的缘由，而是想重新思考苦难的内涵，它对生命、对成长的价值和意义，而人在苦难面前又该保持何种态度。
苦难对于我们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在《青铜葵花》中，苦难并没有摧毁人，反而使他们呈现出人性的熠熠的美丽的光辉。为了能供养葵花上学，青铜在风雪天里去卖芦花鞋，他甚至连自己脚上的鞋子也卖掉了；当葵花参加学校的文艺节目，要戴一串银项链而又买不起的时候，青铜为她做了一串晶莹洁白的冰项链；当年迈的奶奶一病不起的时候，葵花偷偷跟随大人到南方去捡银杏卖钱给奶奶治病……在苦难面前，这种亲情的温暖以及苦难所激发的创造力，让我们看到了苦难的价值所在。正像作者所说的：“有些苦难，其实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无法回避的元素。我们要成长，就不能不与这些苦难结伴而行，就像美丽的宝石必经熔岩的冶炼与物质的爆炸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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