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坊之子（下）
一
我在黑瓦房读高一时，赵一亮在红瓦房读初三。我在黑瓦房读高二时，赵一亮却没有能到黑瓦房读高一。油麻地镇初三学生太多，不可能个个上高中。推荐时，镇上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他。他从此便与黑瓦房永远无缘，与学校永远无缘了。
有很长时间，赵一亮闭门不出。最初几天，他几乎不吃不喝，不言不语，房门一关，整天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也不睡，翻着白眼看房顶。他母亲很担忧，怕他的脑子出问题，就总在他的房门口转，叫他起来吃东西。他倒也不发火，只是说：“我不饿。”人便一天一天地瘦下去。
他母亲便来学校找我，“林冰，你和一亮玩得那么好，也不去看看他。他整天躺着……”说着，眼睛里就有了泪。
我早想去看他了，可是又不知道是否合适。从前那个傲慢的、总是沉浸在优越感之中、绝不肯在人底下而只能在人头上的赵一亮，总在我眼前晃。这样一个人倒霉了，你去看他，并且你现在处在一个绝对比他优越的位置上，他会怎么想呢？我这人，似乎很小时就对人情世故很敏感（岁数大了之后，反而迟钝了许多）。去看一个倒霉的人，真是件很难办的事情。不看他吧，对方也许会想：好，你现在比我强了，就瞧不起人了。去看他吧，对方也许会说：你来显摆了，你来看我笑话了。即便是这两者都不会有，还有可能无端地让人家自卑。若是这样，去看的人，岂不又无端地增加了一份歉疚？
“有空去看看他吧。”赵一亮的母亲说。
既然他母亲这样希望我去，我当然要去看看他。那天下午，我就去了。我敲着他家的院门，不一会儿，就有脚步声走过来。开门的是他的母亲。“你来了！”他母亲见了我，很高兴，“他在家呢……”说着将我一直引进屋里，走到赵一亮的房门口喊：“一亮，林冰来啦！”
房里没有声音。
他母亲提高了嗓音，“一亮，林冰来啦！”
“谁呀？”赵一亮在里头含含糊糊地问。
“我，林冰。”
赵一亮将门打开了，“林冰”。随即舒展双臂，双眼闭着打哈欠。那双臂抻得很用劲，仿佛练臂力把五根弹簧都拉开了。他的样子，很慵懒，很舒适。然而，我并未从他脸上发现熟睡的余痕。
“你在干吗呢？”我问。
赵一亮双手往上捋了捋头发，“没事做，睡睡觉。你学习忙吗？”
“还行。”
“我是念不成书了。不过这挺好。我本就不喜欢读书。读与不读，也没有什么两样。读了又怎么样？再读几年，不还是回乡务农？想起来，读书真没有太大意思。我现在不读书了，在家睡睡觉，拉拉胡琴，比读书舒服……”
我们正谈话，他母亲出去包了一纸包熏猪耳朵回来，倒在一个盘子中，浇了些酱油，放到了院子里的小桌上。赵一亮轻轻拉着我的胳膊，“吃点东西”。
我和赵一亮面对面坐下来，中间是一盘切好了的猪耳朵。他吃得很香，猪耳朵的脆骨在他雪白的牙齿间咯吱咯吱地响。他不时地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对他母亲说：“妈，再来一点酱油。”“妈，有蒜瓣吗？剥两颗。”那盘子，冲他的那一面，不一会儿就快要见底了，而我这一侧，却还像河岸那样矗立着。过了一会儿，这“岸”就向他那一侧坍塌了下去了。他一边吃，一边向我不停地说话，说他新搞到了几首二胡曲子，拉起来很好听，但常要换把位，有时突然地要换几个把位下去，难度挺大，但现在对他来说，已完全不成问题了。
我在他家待了一两个小时，觉得赵一亮还是从前那个样子，心里倒也坦然了。他送我到院门口时，依然还是从前的形象——腰杆很直，脑袋微微扬起，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前。
我走到巷头，忽然起了一个要加强“我俩一如从前”这一感觉的念头，就转身回来，准备向他要一块好松香（其实，我还有好松香）。走到他家院门口，就听见赵一亮在向他母亲发脾气：“谁让你去叫人家林冰来看我的？我怎么啦？我怎么啦？我干吗要让人家来看我？我干吗要让人家来看我？”口气很凶，并且踢翻了一个什么东西。
他的父亲不知什么时候回去的。当又一个什么东西被赵一亮踢翻之后，他父亲骂道：“你这个畜生，还问‘怎么啦怎么啦’，你干吗整天躺在床上像个死人那样？不想活了，门口就是大河！”
赵一亮大声叫道：“我这就去干活，我这就去干活！”
我怕赵一亮真的要出来干活，赶紧走开了。
赵一亮并没有干活，但也没整天躺着，而是不分白天黑夜地拉胡琴。拉的都是一些哀怨悲愤的曲子，很投入。拉得他母亲泪汪汪的，拉得他父亲不住口地骂：“死吧！死吧！”
拉了半个月胡琴，赵一亮突然很潇洒地旅行去了——去上海的一个亲戚家玩去了。
过了一个月，赵一亮回来了。回来第二天，他就宣布：“我要劳动了。”他所说的“劳动”，不是指帮助父亲染布。他从前的骄傲在于他家的富有，但他一直就有点鄙视这使他家富有的相传了五代的作坊活计：一双手一年四季被颜色染着，像什么样子？他所说的“劳动”，是作为一个社员，参加地里的劳动。他母亲一听说他要劳动了，就仿佛听见他说“我要活下去了”一样，眉头舒展，满心欢喜，赶紧去给他准备劳动工具。只一天的工夫，大锹、洋锹、镰刀、扁担、柳筐……就一一办齐了。扁担还是一根桑树扁担，极有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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