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
文亚有几幅着实不错的人物摄影，这是其中一幅。
我颇喜欢这幅作品，但我面对它时，却觉得无话可说。文亚的那些最让我称道的作品，都使我感到无话可说。我心中只剩下一个好的感觉，而这个感觉却没有边缘，很难称谓。这种困惑与尴尬，在我写文学批评文章时也屡有发生：明明觉得是一篇好小说或一首好诗，却说不出个一二三四来。这样的困惑与尴尬搞得人很烦恼，会无端地对自己生起气来。
我明白一个似乎颇有玄学意味的道理：好东西是不可被言说的；一落言诠，好东西也变得没有意思了。
然而，我又必须要说。
这是加尔各答街头的一个少年。可是，我并不认为他仅仅是加尔各答街头的一个少年，这样的少年，在世界上的各个地方，在街头，在小巷，在阡陌，在陆上，在水上，无处不在，甚至在我们心上。我竟然觉得无数次见过这个少年：黑黑的皮肤，上面似乎均匀地沾着灰尘，赤着精瘦的胸脯，将双臂交叉在胸前，默默地站在那里；长长的头发，因为终年不洗而黏结在一起，如同茅屋上的乱草耷拉在房檐一样，耷拉在额头上；他们在用一双（这孩子只用一只）特有的眼睛，无声地盯着眼前的所有一切。这孩子既是加尔各答的那“一个”，又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共相。
在这世界上，大概还是人物形象最有得琢磨，也最难将话题说尽。这少年，是多主题的。他体现出了人与生存环境之间的一种困难与紧张。于人类而言，一开始，就是在一种相当恶劣的环境中生存的。人与这世界上的其他动物相比，并未受到任何优待。但人类作为一种特殊的种，毕竟有许多其他动物所不及之处。其中一点，便是人有改造环境的能力。经过若干世纪代代不息的生死相拼，如今的人类，已有了一个相对可以的生存环境。在自然资源不断被挖掘与挥霍的同时，人类居然感到了一种物质享受所带来的荡彻全身的愉悦。人们不再为基本的温饱，为一方遮雨的草庐，为几件遮挡寒风的布衣而忧愁。瞧瞧那大都市，华灯初上时，是何等的富丽与辉煌。摩天大楼的灯光，酒吧间的葡萄美酒，歌舞厅里华丽裙裾的优美摆动，豪华别墅中那些因为富有而变得美丽健康而风情万种的美男与娇娃们无边无涯的享乐……人类甚至在享尽了这一切之后，几乎变得有点厌倦物质了。因此，出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身在华宅的人，希望在深山老林或荒郊野村能有一个小小茅庐，希望能有一日三餐的粗茶淡饭和几袭粗陋的布衣。然而，这种情景，仅仅属于人类中的一部分人，甚至是一小部分人，而绝非属于全部人。大部分人，仍陷在困境之中。他们必须整日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奔波，而受苦。比如这加尔各答街头的孩子。他除了脖子上的一块布以外，几乎一无所有。当然，他还有一片天空。但这片遥远的天空在他看来，其价值还不如一块烧饼。他可以去观望，观望从身边驶去的轿车，观望商店橱窗中的高档商品，观望淹没在绿荫中的豪户，然而，这一切，皆不属于他。他只拥有流浪、乞讨、冷眼、谩语与夜幕下一个墙角或桥洞里的一块烂席。我无意要去宣扬什么阶级观（奉行阶级斗争学说的那些世界又如何？似乎情况来得更为糟糕），也无意去贬低某种制度，只是说一个我们所面对着的不可回避的共同事实。
我从这少年身上，还看出一种叫作“命运”的东西。命运的浪头，将他打到了荒芜的人生之岸。而这一切，又似乎是早已预定好了的。他总归要以如此形象站到我们面前。作为生命，他是完全的，不缺任何因素。他甚至是一个智商很高的少年。然而，他无法改变于冥冥之中遥掌他人生路程的支配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与阅历的渐丰，我越来越相信这个叫“命运”的东西。现在的我，相对于我的同龄人，不算最幸运，但也不算最倒霉。每逢我假期回归故里，又见儿时的朋友时，我就会紧紧咬住“命运”这个词而在许多时候将它思索。许多儿时比我聪慧、比我有生气的孩子，说实在话，混得比我差多了。他们衰老得是那样的快，思想板结得又是那样的早。他们在沉重如盘的艰难中养儿育女、支撑家庭、磕磕巴巴地度日。饱经风霜的面庞，显得有点呆滞的双目，粗糙如老树皮样的双掌以及一副无法推卸却不很胜任的生活重压，使我感到了一种恐惧：如果不是在某一时刻上的人生分道，我不也是这样吗？不也是踏着先人的足迹，几乎毫无进步地活着吗？不也是还在种种不文明的陋习甚至是恶习中但却全然不觉吗？我不敢设问。我由衷地感谢命运的浪头，将我从洪流中摔出，从此与他们分走——走上了一条与他们大不相同的道路。这条道路，使我的那点可怜的潜能与才智得到了挖掘与施展，使我比他们过得要好一些，甚至要好得多。命运能造成人的天壤之别。鲁迅先生笔下的闰土，少年时，戴着项圈，其形象何等的明快与聪颖。那月下瓜田里的富有诗意的小人儿，使人觉到了一颗小小生命的光彩。然而，许多年以后，当鲁迅已成为一代文豪、成为伟大的思想家，再见到闰土时，他只看到了一个木讷的、生命的流动已几乎不再有响声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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