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打狗的日子里
一
1994年春天，我在日本东京井之头的住宅中躺着翻看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一部作品，无意中发现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世界上的许多暴力行动，是从打狗开始的。这一揭示，使我大吃一惊，并不由得想起1967年春天的一个故事。
那时我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
但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却并不是我，而是油麻地镇文化站的站长余佩璋。
这个余佩璋不太讨人喜欢，因为他有空洞性肺结核。他有两个行为，总令人不快。一是他天天要用几乎是沸腾的开水烫脚。他常组织班子演戏，那时，他就会跟油麻地中学商量，将我借出来拉胡琴。与他在一起时，总听到他半命令半央求我似的说：“林冰，肯帮我弄一壶开水吗？”烫脚时，他并不把一壶开水都倒进盆中，而是先倒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分几次续进去，这样，就能保持盆中的水在很长的时间里都还是烫的。烫脚对他来说，实在是一种刻骨铭心舍得用生命换取的享受。他用一条小毛巾，拉成细细一股，浸了开水，两手各执一端，在脚丫之间来回地如拉锯似的牵、搓，然后歪咧着个大嘴，半眯着双眼，“哎呀哎呀”地叫唤，其间，夹有发自肺腑的呻吟：“舒服得不要命啦！”
一双脚烫得通红。杀痒之后，他苍白的脸上显出少有的健康神色，乌嘴唇也有点红润起来。他说：“脚丫子痒，我就不怕。一旦脚丫子不痒了，我就得往医院抬了。”果真有几回脚丫子不痒了，他的病爆发了，口吐鲜血，抬进了医院。他的另一个行为，是让人更厌恶的。当大家团团围坐一张桌子共食时，他很不理会别人对他的病的疑虑与害怕，先将脸尽量垂到盛菜的盆子上嗅着那菜的味道，然后抓一双筷子，在嘴中很有声响地嗍一下，便朝盆里伸过去。叫人心中发堵的是，他并不就近在盆边小心地夹一块菜放入自己的碗中，不让人家有一盆菜都被污染了的感觉，而是用大幅度的动作，在盆中“哗哗”搅动起来，搅得盆中的菜全都运动起来，在盆中间形成一个小小的漩涡。
这时，他再嗍一下筷头，再搅。嗍，搅；搅，嗍……那样子仿佛在说：“我让你们大家也都吃一点结核菌，我让你们大家也都吃一点结核菌……”大家心中都梗了一块东西去吃那盆中的菜，吃完了，心里满是疑问，过好几天，才能淡忘。我理解他这一举动的心思：他是想说，他的病是不传染的，你们不用介意；他想制造出一种叫众人放心的轻松气氛来。
他也感觉到了别人的疑虑，平日里常戴一个口罩。他脸盘很大，那口罩却又很小，紧紧地罩在嘴上，总让人想起耕地的牛要偷吃田埂那边的青庄稼而被主人在它的嘴上套了一张网罩的情景。
他很想让自己的病好起来。他知道，得了这种病，吃很要紧。他穿衣服一点不讲究，家中也不去添置什么东西，拿的那些工资都用在了吃上。油麻地镇的人每天早上都能看见他挎一只小篮子去买鱼虾。他还吃胎盘，一个一个地吃，用水洗一洗，下锅煮一煮，然后蘸酱油吃。
油麻地镇上的人说：“余佩璋要不是这么吃，骨头早变成灰了。”
他决心把病治好，但没有那么多的钱去吃，于是就养了一群鸡。文化站有一个单独的院子，这儿既是文化站，又是他家的住宅。院子很大，几十只鸡在院子里跑跑闹闹，并不让人嫌烦。余佩璋要了镇委会食堂的残羹剩饭喂它们，喂得它们肥肥的。每隔一段时间，余佩璋就关了院门，满院子撵鸡，终于捉住一只，然后宰了，加些黄芪煨汤喝。
但这两年他很烦恼：老丢鸡。起初，他以为是黄鼠狼所为，但很快发现是被人偷的。油麻地镇很有几个偷鸡摸狗的人，八蛋就是其中一个。他守过几次夜，看到底是谁偷了他的鸡。但那几夜，油麻地镇却表现出一副“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文明样子来。而他一不守夜，就又丢鸡。他便站在文化站门口，朝镇上的人漫无目标地骂：“妈的，偷鸡偷到我文化站来了！谁偷的，我晓得的！”
这一天，他一下丢了三只鸡。
他骂了一阵，没有力气了，就瘫坐在文化站的门口不住地咳嗽。
有几条公狗在追一条母狗，那母狗突然一回头，恶声恶气地叫了两声，那些公狗便无趣地站住了。可当母狗掉头又往前走时，那些公狗又厚皮赖脸地追了上去。母狗大怒，掉过头，龇着牙，在喉咙里呜咽了两声，朝一只公狗咬去，那只公狗赶紧逃窜了。
余佩璋看着，就觉得心一跳，爬起来，回到院子里找了一块木板，在上面写了八个大字：内有警犬，请勿入内。然后将木板挂在了院门口。他往后退了几步，见木板挂得很正，一笑。
一个消息便很快在油麻地镇传开了：文化站养了一条警犬。油麻地中学的学生也很快知道了，于是就有很多同学胆战心惊地在远离文化站大门处探头探脑地张望。谁也没有瞧见什么警犬，但谁都认定那院子里有条警犬。油麻地镇有很多狗，但油麻地镇的人只是在电影里见过警犬。因此文化站里的警犬是通过想象被描绘出来的：“个头比土种狗大几倍，一站，像匹马驹。咬起来，声音‘嗡嗡’的，光这声音就能把人吓瘫了。一纵一纵地要朝外扑呢，把拴它的那条铁链拉得紧绷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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