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瓦房•
离走出红瓦房的日子已剩下不多了，我们都有一种恐慌——也不知道是对离别的恐慌还是对未来的恐慌。我害怕再也见不到陶卉、马水清、谢百三、刘汉林……甚至害怕再也见不到乔桉。
我们中间，几乎谁也不能知道，自己一旦走出红瓦房之后，是否还能够再走入黑瓦房？是否还能够与在红瓦房里一起度过了三个春秋的那些人朝夕相处？学校是否还办高中？是否还有升学一说？如果有升学一说，又是怎么个升法？有许多种传说，但没有一个人能证明哪一种说法是成立的。如果从此就永远离开了油麻地中学，那么，往后的岁月又将如何？一切都是无序的。紧挨在眼前的未来，竟是茫然一片。我惶惶不安起来，像一只打洞打到绝路上的耗子。那些日子，我很少回家，整日在学校待着，想抓住那红瓦房里的最后时光。
父亲托人带信，将我叫回家中，说道：“别再晃荡了，进城去找一下你的大舅吧，求他在城里找个临时工做，毕业了，也有条生路。这书念与不念，眼下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念，你又能不能念成，也还是回事。”
我对未来忽然一下子清楚了似的，在学校里又住了几日，与马水清他们打了个招呼，便进城去了。
油麻地镇离县城有四十多里地，有一班轮船早上从油麻地镇出发，大约在中午十二点钟到达县城，下午三点多钟再从县城返回。坐船的大多是本地人，或是进城卖些城里所缺的物品，或是进城买些乡下所缺的物品，或是去走一趟城里的亲戚，或是纯粹由于乡间的无聊而去城里一趟打发一份寂寞。也有因公从城里来乡下的吃公家饭的人，但很少。每天就这么一班轮船，沿路又要停靠好几个码头，因此，这轮船总是被人塞得满满的。人实在太多了，就在后面挂一只拖船，在河中行驶起来，响起汽笛，样子倒还壮观。
这天早上，我早早地就去了船码头，因此，登船时，我是靠前的一个，很从容地选择了一个上一层的窗口，心中不禁涌起一阵小小的优越，打开窗子，很悠闲地去看码头上的拥挤与忙乱：一条长长的队伍，从岸上，沿了那十几级台阶，流向了轮船的舱口，这些人都稍稍打扮了一下，像一件件被刚擦拭了一遍的物品一般，忽然给了人新颖的感觉，并让人觉出了这些物品还是有几分收留的价值的。从篮子里或是从网袋里挣扎出来的鸡、鸭或鹅，不知主人要将它们打发到何处，一边用了劲挣脱，一边大声鸣叫。一头尺把长的小猪跑了，于是引起一阵混乱和一阵大笑。猪的主人，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民，他被那头淘气而机灵的小猪弄得连连摔跤。有一回，他都抓住小猪细细的尾巴了，却还是让它从手中挣脱掉了。于是，他操了一根棍子，一边追，一边骂：“小婊子养的，我看你往哪儿逃？要么你下洞！”一个大力气的小伙子，突然一甩脚，把那小猪踢翻了，顺势一扑，将它捉住了。他拎起小猪两条后腿，那小猪便哇哇大叫，像挨了刀一般。那主人连忙跑过来，心疼地叫着：“别那么抓着它！别那么抓着它！”他从那个大力气的小伙子手中很生气地将猪夺过去，抱在自己怀里，一边说着：“谁让你瞎跑的呢？谁让你瞎跑的呢？吃苦头了不是？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地在筐里待着吗？”一边将小猪放回蒙了网子的筐中。那小猪真的变得乖巧起来，在筐中委屈地轻哼了几声，就安静得像个上路的婴儿似的。舱口那儿，常常不能顺利进人，不时地要停顿一下：检票的说那个妇女带着的孩子已达到了买票的高度，而那个妇女却不情愿掏这份钱，于是双方就僵持着，最后，那个妇女只好掏钱补了一张票，并随即往那孩子的后脑勺上猛击一掌：“死不掉的，吃起来不要命，痴长！”那孩子撇了撇嘴，简直想哭，却被那妇女用力一牵，牵进了船舱。检票的又说那个中年男子挑的一担青货应该打货票，于是，又是一番纠缠……后面的人不耐烦了，就骂检票的。检票的一急，将舱门关上了：“不检了！看哪个再骂！”于是一队人都朝他嬉笑着，他才一边骂人，一边又开始检票。
很有趣地看了一阵这队伍的前头之后，我又将目光向相对安静的队伍后头挪移过去。当我的目光由下而上到达高高的岸上时，就觉得眼前唰地一亮：那里竟然站着陶卉！
陶卉就站在那儿，岸是那么高，她的背后是屋脊和六月的晴空。她的两只细长的胳膊很自然地交叉在腹部，用了三两根手指，很轻松地钩住了一只蓝色的花布包的包带，那布包几乎要垂到她的脚面。她穿了一件乳白色的短袖绸衫，被河上的风撩起来，闪动着捉摸不定的亮光。被那些黧黑的庄稼人的肤色一映衬，她显得格外白净。她不急不躁地站在那儿，细眯着眼睛（她永远细眯着眼睛），很安静地望着大河与轮船。
我将头偏转到黑暗里，心急乱地跳着。我不再敢将脑袋对着窗口，而寻找到了一个她不能看到我，我却可以看到她的狭窄的角度，隐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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