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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学以后的两个礼拜，我和班级里的人慢慢熟悉，但是因为很多家伙经常旷课在外，所以感觉源源不断有新面孔出现。后来出现了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就是学校要和香港的中文大学联手举办一次辩论大会，学校里选拔出来的胜利一队可以去香港和那群普通话都尚不能表达清楚的家伙辩论。辩论的结果并不重要，因为辩论这个东西实在是愚蠢至极。每队各派一桌麻将的人数，然后就一个实际已经知道的问题，准备好正反两种辩词，到达自己可以驳倒自己的境界以后，和另外一桌麻将喋喋不休地念资料，就一个很傻×的问题大家争辩得恨不能互相抄家伙，然后最后的总结陈词里，四辩一直强调：我方的一向观点是×××××××××。
但是虚伪的是，如果抽到了相反的签，四辩也会厚颜无耻地说：我方的观点一向是×××××××。
最后有个老家伙被无辜地冠以专家学者之类的身份，说几句无关痛痒诸如“今天的比赛真激烈”的废话，以补充后面一帮评委争论两队谁资料准备得比较翔实的空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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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高中的时候也有过一场辩论比赛。当时我们充满热情，我们的队伍抽到的是反方，整个比赛里对方没有还手之力，而且他们一度出现思维混乱，搞不明白自己到底应该是赞成还是反对，但结果评委认为正方胜利。后来弄明白原来这些题目都是学校出的，学校根据领导的主观意愿在事先早就已经定好了所有论题都是正方胜利，反方失败。这件事情传出去以后，在决赛上，轮到反方一辩发言的时候，四辩站了起来先做了一个总结陈词：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输了，好，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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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那件事情以后我就对辩论彻底失去兴趣。不过这次的比赛我还是积极报名踊跃参加，主要目的是要去香港，如果换成香港中文大学到野山来比赛，保证报名者少掉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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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和我搭档的家伙是三个蠢货，都抱着要锻炼口才的想法参加辩论队，一脸天真烂漫的样子，让人觉得很于心不忍。礼拜三的时候我们四人带着整个中文系的希望去抽签，结果我们的辩题是：克隆技术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对于这样傻×的题目我已经无话可说。
而我们抽到的是反方，意思是说，我们将要捍卫克隆技术弊大于利这个观点，尽管我们队里两个家伙认为是应该利大于弊的。
为此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准备为什么弊大于利，并且到处寻找例子，制造设想，结果不幸发现，没有什么例子可以证明克隆技术弊大于利，而我们想到的最强有力的反驳词是：如果哪天你发现你女朋友正在和一个克隆的你上床，你还会觉得利大于弊吗？
可惜的是，此话在比赛的时候一定要加以修饰，否则后果严重。可这话一旦说得婉转，就失去了很多风韵。
然而这是一句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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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后的三天里，我一直被克隆技术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困扰，满脑子都是弊啊利啊之类的东西，最后不幸地得出一个结论，其实应该是利大于弊。因为如果可以克隆出一个我来思考这种烦人的问题，我就不必如此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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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方没有任何优势找不到有利的例子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只是分析对方会说些什么东西，而对方是生命科学院的家伙，深知克隆是个什么东西，势必会冒出一大串术语来吓唬人。而且当我们说出克隆技术的种种不是的时候，他们肯定会说出一句基本上所有辩论赛里都会出现的陈词滥调毫无新意的东西，大致意思就是说：枪可以用来杀人也可以用来救人，关键是看它掌握在谁的手里。
言下之意就是说，如果克隆技术掌握在我们手里，它就是危害社会的，如果掌握在他们手里，就是造福大众的。
我每次听到这句话，都恨不得当场自尽。因为此话实在是太没有新意了，但还是有厚颜无耻的家伙能从容不迫没有一点儿自卑感地徐徐将此话说出，还扬扬自得以为自己妙语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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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两天里我们深深觉得我们是没有希望的，但是我们还是很渴望能够去香港，其实不用去香港，只要是以正规理由离开这个地方，我们都会欣喜万分。
于是我们开始想一些旁门左道，后来我们的二辩，一个书呆子，语出惊人地说：我们可以问问那时候谁是评委，如果是女的就泡了她，如果是男的就派我们的三辩让他泡。
这个观点标新立异，是我认识这个家伙到现在他说得最有社会价值的一句话。
于是我们通过关系发现原来评委是女的，是学校的体育部部长。于是我们觉得追求此人有一定难度，一是因为她高官在身，眼光必定高出常人一截；二来此人必定体型剽悍，需求强烈，所以能胜任泡她这个任务的人一定要体型更剽悍，需求更强烈。
后来我发现老夏是个合适人选。此人虽然体型上有点儿问题，但是此人才华出众，妙语连珠，能讨人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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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下午我意识到时间的紧迫。照平时我对这样的事情肯定漠不关心，一摆手说：输了就输了。然而这次我却斗志旺盛，不甘心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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