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记得那一天。那一天，我开车去一公里外的一个餐厅吃东西，六点钟从家里出门，到达时餐厅已经关门了。从那一天起，我买了三辆自行车和一辆电瓶车。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喜欢大城市的人。我从小在乡下长大，一直到初中的时候，我还是农村户口。因为我的母亲是城镇户口，但是我的父亲是农村户口，我父亲在“文革”结束，大学恢复招生以后第一批考取了当时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但是因为肝炎在学校医院隔离了一个月以后就被退学回家了。这说明可能我们父子都没有上大学的缘分，后来我父亲靠自学，依然拿到了大学的文凭，在亭林镇文化站工作。他的写作、摄影和书法都不错，这三点上我深受他的影响，而且做得更好。但是我父亲开车不行，还好这点上我没有受他影响。
我不知道当时的户口制度是怎么样的，总之当时虽然我念书和村里的小伙伴们不一样，他们都在村里念，我是在镇上念的，但是我的户口依然是农村户口。我的母亲为此很忧虑，我不是特别明白这个有什么区别，我妈妈说，农村户口就意味着以后娶媳妇很困难。当时我五年级，其实已经在谈恋爱了，我的小女朋友丝毫不在乎我的户口问题，当时的恋爱都比较单纯，也不关心你家里的房子有多大，有没有贷款，只要留一个电话号码就行了。如果你有电话号码，就证明你家境不错，因为当时装电话要一大笔钱。记得我家装了电话以后我很激动，经常向同学们问答案或者和女同学们聊天。我就记得家里的电话什么都好，只有一个毛病，有的时候说话声音会比较空灵。长大以后我才知道，是我妈在楼上听电话。因为一直在农村和城镇长大，所以其实对小规模的地方一直很有感觉，在那里可能更加容易找到归属感，生活也会更加轻松一些，而且不堵车。
如果那个地方突然开了一家二十四小时的便利店，我会很感动。无意间发现，我居住的地方其实都和城市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北京的时候我住在望京——一个多么可怜巴巴的名字啊，天天望着北京。后来住到了朝阳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住的朝阳区那个地方，去朝阳公园要半个小时，但是去通县只要两分钟。在上海，我一直住在金山，后来在松江。可能我天生是个乡下人，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只可惜现在的乡下也不是白云天了。
我是很有故乡情结的，但是我发现其实很多人没有。当然，土地都不是你的，你的故乡也无所谓你的死活，在哪里不都是故乡么，在哪里不都不是故乡么？
到最后，可能自己能够在哪里生存下来哪里就算是故乡吧。我不知道大家对故乡是什么感觉，但是我很喜欢那里。有一年老家要拆迁，我说，不行；我爷爷也很着急，说，韩寒，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让这个房子不要拆掉，比如说弄个名人故居什么的。
我说，爷爷，我还没有死掉呢，你当我是余秋雨啊。
说句题外话，正好说到死掉这个话题么。我为国家也算缴纳了不少税了，我有一个梦想，希望如果有一天我掉河里死了，相关机构可以免费打捞我的尸体。当然，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所以我还是要把游泳学好的。我们说回到名人故居，后来万幸的是，我所在的亭林镇政府比较无能，招商世界最大的雕塑园，黄了；招商亚洲最大的物流中心，黄了；招商中国最大的电器城，黄了……我很高兴，最终这个变成了亚洲最大的笑话。因为“三黄”，所以最后我的故乡得以保存。
保存下来以后我很高兴，和邻居说，太好了。但是发现我的邻居普遍不是这样想，他们都不喜欢自己的故乡和自己的房子，虽然房子有三层楼带院子，总共四五百平方米，但是他们愿意政府用极低的价格来拆迁房子，只需要在两公里外的镇上住到拆迁房就很满意，这样他们就是镇上人了。
在上世纪初的时候，我们的人生都是颠沛流离的，但是没有想到在现在，迫于现实的压力，还有这么多人主动愿意颠沛流离。城市里的人苦不堪言，但是很多乡下人又向往城市，觉得如果不去城市，自己的生活永远没有办法翻身，但是去了却被压得更死。
城市是一个年轻人理想幻灭的地方。经常有记者问我，我们中国会不会像国外那样出现“垮掉的一代”。我说不会的，首先我认为美国的那一代人其实根本没有垮掉。而在中国，除非房地产业垮掉，否则年轻人永远不会有理想。为什么中国没有好的公路片，一方面是中国禁摩，而且交通情况恶劣，另外一方面是年轻人的理想已经转变了。
我相信，旅行是大部分年轻人的理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流浪很流行。其实那个时候没有现在那么大的生存和经济压力，很多年轻人向往去流浪，很多人还真的这么干了。但是现在谁说自己要去流浪，这个人一定会被大家认为不正常。所以我们在文学作品和歌词里经常看见一句话，就是让心去流浪，当然身体还在城市里交房贷。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