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泽友花里的舅舅招呼我和一帮人去他家聚会。他舅舅是个有名的画家，有次跟朋友去海边钓鱼，发现涨潮的水墙像一排排列阵的魔鬼兵往岸上冲，噼噼啪啪的。他被潮汐的魔力迷住了，之后专攻海景画，地下室和二楼堆满了大小不一的油画，画得比乌里布落在老马家的那个“海上日出”好多了。除了奈玛，二十多个人清一色的亚裔。野泽友花里的舅舅让大家互相做了简单介绍后，野泽友花里的舅妈已经做好了饭菜。他舅舅郑重地走到佛龛前，恭恭敬敬地燃上几炷香，腿一弯，给佛像跪下了。屋子里的气氛一下严肃起来，大家忙找离自己最近的蒲团跟他一起低头叩拜。祖恩见我还傻站着，一边下跪一边拉我的衣角，小声说：“快跪下，只管跟着念。”
顿时，一屋子弥漫起日语口音的诵经声，他舅舅念一句，大家就跟着念一句。三分钟后，他舅舅首先起身，宣布可以开饭。
我们吃的是日式的自助家庭简餐，靠窗户的一面是一排木床，很像东北的那种大炕。我和奈玛、祖恩坐在炕上边吃边聊，一个台湾胖女人和野泽友花里的舅舅耳语了几句，径直朝我走来，嘴里嚼着东西，高兴地用普通话对我说：“好东西，要送给最好的朋友。”转头对祖恩说：“这个机会就让给我吧。”祖恩微笑默许，台湾女人从包里抻出一页会员登记单。
噢，我快要回中国了。我说。
“没关系。只要你填上姓名，邮箱，再交二十美金就可入会。我们在全球的会员有五百多万，支部遍布世界各地，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能找到我们的修行者。这二十美金不是会费，是用来购买日本总部寄来的会员胸章的。”台湾女人指着表格里面的照片说：“这对老夫妻就是我们的榜样。你看，他们都九十多了，还是那么恩爱，身体多健康。”
祖恩和野泽友花里都没在西雅图找到合适的工作。祖恩在取消自己的电话号码之前给我打了最后一次电话，问我在忙什么，天真好。她和野泽友花里租了辆车，从西雅图一直开到纽约法拉盛。不久，野泽友花里在那儿找到了一份推销信用卡的工作，祖恩顺利拿到了美国国籍，在一所教会学校教吉他。就在我们去重庆的前几天，野泽友花里还给我来了封邮件，问我现在过得怎么样。祖恩到纽约之后不久就跟他分手了。野泽友花里和两个朋友买下一辆大卡车给一家农贸市场送水果，每个礼拜六或礼拜日忙，平时接点儿零活。我给祖恩写了封邮件，问她到底怎么回事。她说她在教会学校里认识了一个黑人帅哥，电吉他弹得好，东西也大，在走廊里搞了一次之后魂儿就没了，没办法。
我记得他们刚到纽约的那几天条件很艰苦，每天吃两顿汉堡包配可乐，租的房子里连床都没有，晚上要睡在地板上，房东整天和几个不交房租的黑人吵架。野泽友花里推门进屋，见祖恩正和我在SKYPE上聊天，用汉语冲我喊：“乔，纽约很好玩，快点过来吧！我们……”
祖恩说：“一起睡！”然后两人哈哈大笑。
丁町心情不好，塔尼亚顺路去她家陪她聊天。
她父母都是在中国搞音乐的，爸爸是大提琴师，妈妈是钢琴调音师。她打小就学小提琴，漂亮、懂事，人见人爱，年纪轻轻就嫁给一个比她大二十多岁的富豪，后来中央紧缩银根，银行追讨欠款，她前夫破产后染上了毒瘾。丁町离了婚，前夫本来答应给她八百万的，弄到后来只剩下一堆高档家具，让丁町卖了，丁町没卖，都放在自己父母家了，一个人来西雅图留学。一个周末派对上，她用小提琴给同学们演奏了一曲《恰空》，没有伴奏，效果不是很理想。派对结束后大雨瓢泼，丁町没带伞，冒雨骑着车往住处赶。那时候她借住在一个朋友家，虽说不要她的钱，刚开始还好，时间久了总给她脸色看，有时候走个顶头碰都不说一句话。
杰森从后面追了上来，边骑车边为她撑伞。
丁町说：“谢谢你。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杰森说：“因为你注定是我的。”丁町问：“为什么？”杰森说：“我算过塔罗牌。我的妻子来自东方，是个会弹琴的美人。”
丁町心想：“行呀，既然你都算过了，我就跟你好了吧。”
那时候杰森租房子住，丁町在他的小屋里发现了一打避孕套，钱包里也有，杰森说这是为了以防万一，男人都要备的，没用过。丁町问他，你到底爱不爱我。爱。爱就写下来，大点儿字。杰森写：I love you。丁町说，不行，必须写上我的名字，杰森说好，改成了“I love Ding Ding”。写完了，丁町满屋子看，看来看去最后说：“你把凳子搬来，把这张纸给我贴到屋顶上，正对着床。”
那张纸一直贴到他们有了新家。
杰森的父母是广东移民，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在贝尔维尤买了三十几间别墅，一家挨着一家。丁町和杰森刚结婚的时候从亲戚那凑了点儿钱，贷款买了一幢院子非常大的旧别墅。他们按照塔尼亚的指点，写了封诚恳而又合法的请求信给贝尔维尤市长，要求政府批准把他们家的地划为两家，第一次没得到回复，又写了一封，没想到还真批了。杰森与人合伙开了家出租汽车公司，丁町在微软做财务，用赚来的钱一点点在原来那块地上独立设计建造了两间别墅，竣工后卖出去一个，自己留了一个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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