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乌拉尔之行我对伊琳娜印象非常好，甚至觉得她和她的家人都很伟大。她刚搬到我家的时候正是秋天，看到门口的小路上全都是红、褐、橙、紫色的叶子，兴奋地把我从屋子里拖出来合了个影。照片洗出来，居然有只浣熊躲在一棵枫树后盯着我们。它总来垃圾箱里偷吃的，我们给它起名叫“嘟嘟”。伊琳娜猜测浣熊一定是迁徙的，因为一到白雪皑皑的冬天它们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我觉得不一定，就去问波亚克。
波亚克说：“大哥，它们不可能那么聪明，吃雪也可以活下来。有一次我把空调开得很热，一整夜都能听见木头屋顶的夹层里有东西在上蹿下跳，那一定是浣熊。”
波亚克和我相识纯属偶然。
从约翰家搬出来之后，乌里布回中国结婚去了，我们失去了联系。我在家门口开了一家小餐厅，专卖扬州炒饭和牛肉汤面，配搭两道水果沙拉，又便宜又快，尤杜拉、丽萨、瓦妮莎、瑞秋、小敏他们经常过来吃。有一天，尤杜拉带来个光头小哥，后脑勺坑坑洼洼，现在早都失去联系了，名字也忘了，说是刚登陆来的内地记者，喜欢摄影，整天挎着个单反相机，约我一起去多伦多唐人街拍些街景。那天晚上下了暴雨，他把我带到他的住所，说家里有中国带来的好酒，要我跟他一起喝几杯，晚上就在他那儿住。那是一座只有两层的别墅，他住在上面一整层，两面落地窗，门一开，前后通透，长长的纱布窗帘随风飘，后院森林的木头香味也被窗帘扇进来。地下室住着一个女房地产经纪人，因为没有厨房，也给喊了上来，大家就着雨喝了一夜的酒。他回忆说，自己曾为中国的一家球报工作，经常一个人出差，去过一百多个国家采写报道。一天晚上，洪都拉斯下大雪，他高烧到四十一度，为了要一片扑热息痛，步行五里路，敲响了只有一面之缘的新华社驻特古西加尔巴女记者的门。她给他吃了药，聊了几句就不省人事了。朦朦胧胧间，他感觉自己被扶上了床，女记者把他的衣服脱了，自己也脱得精光，用自己的身体给他降温，然后抱着他睡着了。他说加拿大是一片美丽的荒漠，人情淡薄而又赤裸，处处弥漫着死亡般的孤独，有天晚上他在一所大学门口看见一匹北美土狼孤零零地往丛林里跑。
那个房地产经纪人叫朱迪，长得没什么特点，但胖乎乎的蛮可爱。别看她年龄不大，来加拿大可有十多年了，那时候多伦多还没多少华人。她母亲来加拿大后就跟一个男人去了美国，把她自己扔在加拿大。没人给她做饭，饿了就上街管路人要。她说人人都是要饭的，没觉得有多丢人，反倒觉得好玩。那时候年龄不大，有人可怜她就领她回去吃一顿，吃完了再送她回家。有一次，一个色眯眯的巴西男人把她领了回去，她本以为吃完饭他会跟她做那个，挺高兴，还想着管他要点儿零花钱什么的，没想到吃完饭他突然变成好人了，微笑着看她，眼里充满了善意和怜爱，晚上又给她送了回去。朱迪说，唉！我就是因为看他像坏人才跟他回家的。前几年，她从中国带了个男人过来，那人的家长很喜欢她，希望他们弄假成真。男人到加拿大后就离开多伦多去了温尼伯，不工作，到处玩，申请入籍的时候因为两人没在一起住过，被拒了。为了这事，她已经跟移民局打了四年的官司。
我看她挺大方的，就互相留了电话。
朱迪的那个男人没过多久就放弃枫叶卡回中国了。她经常来我家吃饭，有一次坐公交来的，喝多了，和我一起在阳台上吸大麻，一屁股坐到我大腿上，把我的头按在她的大乳房上让我亲，喘着粗气撸我，阳台塌了，楼也快倒了。不巧，她的电话响了，说男朋友已到楼下。我跟几个朋友接着喝，她来电话说，你下楼来。她好像有点儿紧张，很不好意思地看着我，指着开车的男人说：“藤伯想和你谈谈。”
他们把我拉到一家新疆烧烤，以前我和约翰经常去那儿喝酒。我们要了露天的位置，叫了毛豆、土豆丝和三杯扎啤。藤伯低着头，两手十指扣在一起来回拧。
我和朱迪都看他。
“说吧，怎么回事。说不明白我们今天就全死在这儿，谁也别活。”他声音很低，表情非常非常平静地说。他比我高一头，倒是和朱迪很般配。他把外套脱了，上身肌肉粗壮，像举重运动员，两只胳膊都刺满了青龙。
我说，如果你给我买酒我就喝，不给我买我就回家喝，别的事我没有义务回答你。他一直盯着我的眼睛看，看了一会儿，开始大口大口地喝酒，那架势他一定会轻而易举地击败我，即使不用刀枪，也能把我的肠子抻出来，扔在街上，冒着热气。
我说，来吧，我们干一杯。
他还是自顾自一口口地喝。也就几天前，一伙儿越南人在这附近的一家卡拉OK枪杀了三名中国留学生，据说也是因为女人。我想象自己倒在血泊中，张着嘴，一只鞋离了脚，好几个女人捂嘴惊叫，尤金·陈开着警车过来给我收尸。他认出我了，给瓦妮莎拨电话。或者他没打死我，我砸开约翰家的玻璃窗，保险箱里的手枪可能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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