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一句老话“屋漏偏逢连夜雨”，来形容一号案给宪兵带来的麻烦，恐怕再合适不过了。
卢沟桥事变后，随着上海军事形势的吃紧，进入8月的首都南京，战争动员的气氛像天气一样日益升温，宪兵司令部变得十分忙碌。
8月没过几天，阎锡山、冯玉祥、白崇禧、何键、顾祝同、何成濬、刘湘、龙云等各路诸侯先后到达南京，警备保卫工作尤为繁重。报纸上的《各省军政领袖集京共商大计》的一个标题，或者所谓“意见极融洽已有具体决定”的一则消息，却让宪兵跑断了腿、站弯了腰。
这边任务还没有结束，那边紧急案情又压了过来，8月10日深夜，刚刚入睡的钟虎，在梦中被电话惊醒。等他连夜赶到宪兵大院后，他才知道，自己被抽调到了泄密案侦破组。
这起案件更是非同小可，毫不夸张地说，它是钟虎接触的最重要案件。说它重要，不仅仅因为它是委座亲自下达的指令；更有甚者，用谷正伦司令的话说，“此案关乎当下对日作战的大计”。
钟虎在宪兵大院待了这些年，谷司令自然没少见，但是像这一次，直接接受他下达的任务，却还是前所未有之事。
军机大案找上门，跑不掉的首先就是宪兵司令部。谷司令自嘲：“谷某是第一责任人，如果将来被兴师问罪，自己便是第一位被打板子的人。”
这起案件是有正式名头的，谷司令把它命名为“构筑江阴水下封锁线的沉船封江计划泄密案”；具体到侦破组、钟虎所在的特勤二队，担任侦破组长的丁大队长，把案件名称简化成“封江泄密案”；而钟虎领着自己的侦破小组碰头时，则给案件定了一个更直接的名号，叫作“一号案”。
南京的夏夜闷热，到了凌晨依然没有一丝凉意，这种天气奉命侦破天字号大案，对侦破小组的耐心、智力和体能，都是非比寻常的考验。为了让大家做到对案件心中有数，钟虎没有立即把人手放出去，而是让大家分头和各院部联系，搜集相关的资料情报，把案件搞清楚，吃得越透越好。
因为他知道，“一号案”的案件说起来简单，正如谷司令命名的那样，它事关构筑江阴水下封锁线沉船封江计划的泄密；但不了解这项绝密计划的来龙去脉，钟虎明白，就理不清案件的头绪。
幸好如自己所愿，侦破组从海军部借来了中尉金砺锋，他既是受过特训的行家里手，又是海军长江阻塞组的成员，更关键的是，他有一个够用的好脑子。
一两个时辰之后，鸟儿开始在宪兵大院鸣叫，金砺锋领头汇总来的材料，让案件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眉目，这时天已大亮。
小组成员传阅了所有材料，其中的四份被钟虎列为重点——
甲、“构筑江阴水下封锁线的沉船封江计划”要略
该计划由海军部提出，经最高统帅部批准通过。
计划内容：就现有海军实力，当采取“以快制快”和“制胜机先”的策略，即趁日军主力集中于华北之时，我军则率先歼灭其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同时封锁江阴要塞一带最狭窄的长江江面。
目的：一方面阻止日本军舰由上海沿江西上进攻我国首都南京；一方面截获正在长江中下游南京、九江、武汉、宜昌等各口岸的日本军舰与商船，收先声夺人之效。
乙、计划泄密
南京古玩店一角
封江计划正式实施前，从8月6日日本在武汉撤侨始，长江中游的日本舰船不断下驶，陆续通过江阴要塞，而要塞与海军部队此时却没有得到封江的绝密指令，到8月9日，抵沪之日舰9艘，连同原有在沪日舰3艘，合计12艘。各舰可随时登陆之水兵，共计约三千人。如是结果只能是计划事先已泄露于日本人，导致截获日舰、“瓮中捉鳖”计划失效。
丙、计划形成过程
一、封江计划最早动议者，系国民政府德籍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上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8月，在其向委座递交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中，首次提及“封锁长江”的战时策略：“东部有两事极其重要：一个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并提出“水上防御工事之建筑，并非一蹴而就，临时应变，不得不征用船只，沉入港口，及布置水雷，以为阻塞工具”之具体封江方略
二、见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作战计划》之“甲案”之“海军行动概要”——“第一、第二舰队，于宣战时，藉机敏之行动，迅速集中长江。在宣战同时，与我空军及要塞协力，扫荡江内之敌舰，尔后与要塞担任长江下游之警备，协力陆军之作战”
三、7月28日晚9时，海军部长陈绍宽上将自欧回国返京后，即组织制订“构筑江阴水下封锁线的沉船封江计划”，并于8月7日国防联席会议前，报行政院批准
四、7月30日晚9时至12时，在军政部何应钦部长官邸大客厅召开的卢沟桥事件第二十次商会上，长官商定事项包括“对上海日陆战队之应付计划”、“对汉口日租界之扫荡计划”、“长江上下游各要塞之阻塞及对日舰之扫荡计划”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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