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又走了几步，停了下来，对解秘书说：“你现在坐在我的位置上去。”
解夏茫然，略带局促，坐上次长的座椅。
次长扔过来一支烟，示意他点上。
解秘书没有烟瘾，但也不怕抽烟。他点上烟，学着陈次长这个老烟枪的样子，大吸一口腾云驾雾。
“怎么样？”陈季良问。
解秘书不知道他想问什么，随口回答说：“次长的椅子宽大，坐着很舒服。”
“所有人都会认为这个位子很舒服。”陈季良没好气地说，他站到了桌案的对面，语言明显有些激动，“好，你现在就是次长，告诉我，坐在这个位置上，你准备怎样去答复‘海琛’号——究竟放不放第一炮？”
设身处地，解秘书总算明白了次长的意图。但自己毕竟不是次长，他心里想，当然不可能下令放第一炮；而如果听任日本人先动手，自己心有不甘。
“没有两全之策。”他向次长摇了摇头，离开了本不属于自己的座椅。自言自语道，“那样近距离的对峙，‘海琛’号会不会沉不住气？”
“沉不住气又会怎样？”次长反问道。
看着解秘书一脸疑惑，陈季良走到窗前，目光空洞地看着窗外。
从玻璃模糊的反光中，他像是看到了一个不熟悉的自己，一个曾经年轻的自己。只是那时，他还没有改名，那时他的名字叫陈世英。屏住呼吸，他甚至看到了冰冻的黑龙江，一边是日本军舰的炮火威胁，另一边是一个姑娘求援的目光。依稀记得，她是当地的游击队副司令。
从瞬间的反光中，从一个姑娘感激的泪光里，陈季良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决断。当那个叫陈世英的男人，决定把舰炮借给游击队时，就意味着他选择了和日本人的对抗。陈世英真的一去不回了吗？他不甘地盯着玻璃里的影像，从慢慢开始的清晰眼神里，他像是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青春岁月。
回过头时，他的目光变得坚定起来，声音也变得洪亮起来。他用自言自语的口气，却又像是面对一个广大的空间，他此时的声音像是告诉自己也像是提醒别人。他说：“仗，都是从下面先打起来的，打大了，才成为上面的事。”
解秘书豁然开朗，可不是吗，无论是十九路军上海抗战，还是卢沟桥，只有通过前方的回击，才可能形成对日作战的态势，最高统帅部才可能进行表态。
“那么，次长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也是你的意思，更是大家的意思。”陈季良接过解秘书的问话，“如果日本人开炮，我们尽可还击。”
“这算不算军部的正式态度？”解秘书谨慎地问。
陈季良摇摇头，重新回到座位上。
他拿出了载有蒋中正《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的报纸，对解秘书说：“该采取的对策，委座都说到了。”
在报纸上，他用红笔给解夏勾出了关键词句。解夏明白了，诚如委座所言，海军自当承担“守土抗战之责”，如果日本人敢于开炮，我们一定坚决自卫还击；但是，我们不能开这第一炮，这也是委座的态度，“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更何况委座要求大家“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呢？
陈季良这么一解释，解秘书心中释然了许多，原来次长已经明确了“海琛”号应对敌人的策略。他知道，打开次长心结的，有次长本人的原因，也有委座态度在先的缘故。相比以前遇事的被动，这一次，委座的“庐山讲话”大不同从前——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都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回到办公室的解夏，首先找来了张灵春，问起给次长报告的事：“谁这么吃饱撑的？我不知情，就把报告递了上去？”
张灵春一笑，反问：“除了母夜叉孙二娘，还有谁会想到做人肉包子的生意？”
从他的口中，解夏完全证实了自己的猜测，果真是那个刘三多多此一举。
这人为什么要这么做，打报告还故意绕过自己？解夏不理解，却没有说出口，看到张灵春欲言又止，原来，谁都不愿先打开这个话题。两人会意地笑了笑，各忙各的去了。
解夏一坐定，就开始催促各部门，抓紧作战方案的议定上报。电话还没打完，“海琛”号的问题又来了，这一次是炮弹不够。
两军对垒，随时可能交火，却发现炮弹所存无几。这样的处境在解夏看来，只有用两个字概括：可怜。
事关“海琛”号请求弹药的公函，由军委办公厅下发到海军部，一起来到的，还有统帅部最新会报上的，军政部对“海琛”号议题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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