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肃反委员会就是负责处理这种“堵塞”的机构。
各个部队的指挥员都闯进来，挥动着手枪，要求根据司令员的某某号电令，立即发走他们的列车。
如果说这个办不到，他们连听都不愿意听，都说：“你豁出命来，也要先把我的车发走！”接着便是一场可怕的争吵。
遇到特别复杂的情况，就赶紧把朱赫来请来。于是，正吵得不可开交，眼看要开枪动武的双方，马上就平静下来。
朱赫来那钢铁般的身躯，沉着冷静的态度，强硬的不容反驳的语气，总能迫使他们把已经拔出来的手枪插回枪套里去。
保尔经常头疼得像针扎一样，但是还得到站台上去。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损害着他的神经。
有一天，保尔突然在一节装满弹药箱的敞车上，看见了谢廖沙·勃鲁扎克。谢廖沙从敞车上跳下来，扑到他身上，差一点把他撞倒。他紧紧抱住保尔，说：“保尔，你这鬼家伙！我一下就认出你来了。”
两个朋友都不知道问对方些什么，自己讲些什么才好。他们分别之后，经历过多少事情啊！他们相互问长问短，还没等对方回答，自己就又讲开了。他们连汽笛声都没有听到，直到车轮开始慢慢转动了，才把互相拥抱着的胳膊松开。
有什么办法呢？刚刚会面，又要分别了。火车在加速。谢廖沙怕误了车，最后向他的朋友喊了一句什么，就沿着站台跑去。一节加温车厢的门敞开着，他一把抓住门把手，马上有几只手拽住他，把他拉进了车厢。保尔站在那里目送着远去的列车，直到这时他才想起来，谢廖沙还不知道瓦莉亚已经牺牲的消息。谢廖沙一直没有回过故乡，而保尔又根本没有想到会同他见面，惊喜之下，竟忘了把这件事告诉他。
“他不知道也好，免得一路上难受。”保尔这样想。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俩最后的一次会面。谢廖沙这时候正站在车顶上，用胸膛迎着秋风，他也没有想到，死神正在前面等着他。
“坐下吧，谢廖沙。”军大衣背上烧了个窟窿的红军战士多罗申科劝他说。
“没关系，我跟风是好朋友，吹一吹更痛快。”谢廖沙笑着回答。
一星期之后，第一次投入战斗，他就在秋天的乌克兰原野上牺牲了。
从远处飞来一颗流弹，打中了他。他哆嗦了一下，向前迈进一步，胸口火辣辣地疼痛。他没有喊叫，身子轻轻一晃，张开两臂又合抱起来，紧紧地捂住胸口，然后弯下腰，像要跳跃的样子，僵硬的身体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上了。那双蓝色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一望无际的原野。
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十分紧张，保尔本来就没有完全复原，现在健康状况又恶化了。受伤后留下的头疼病经常发作，有一次，他连熬了两个通宵，终于失去了知觉。
过后，他去找朱赫来。
“费奥多尔，我想调动一下工作，你看合适不？我很想到铁路工厂搞我的本行去。我总觉得这儿的工作我干不了。医务委员会跟我说，我不适合在部队工作，可是这儿的工作比前线还紧张。这两天肃清苏特里匪帮，简直把我累垮了。我得暂时摆脱这种动刀动枪的工作。费奥多尔，你知道，我现在连站都站不稳，哪能做好肃反工作呢？”
朱赫来关切地看了看他，说：“是啊，你的气色很难看，早就该解除你的工作了，都怪我照顾得不周到。”
这次谈话之后，保尔带着介绍信到团省委去了。介绍信上说，请团省委另行分配他的工作。
一个故意把鸭舌帽拉到鼻梁上的调皮小伙子，看了看介绍信，开心地向保尔挤了一下眼睛，说：“从肃反委员会来的吗？那可是个好地方。好吧，我们马上就给你找个工作。这儿正缺人呢。把你分配到哪儿去呢？省粮食委员会行吗？不去？那就算了。那么，码头上的宣传站去不去？也不去？哟，那你可就错了。那个地方多好啊，头等口粮。”
保尔打断他的话，说：“我想到铁路上去，给我分铁路工厂去吧。”
那个小伙子惊异地看了看他，说：“到铁路工厂去？这个……那儿可不需要人。这么办吧，你去找乌斯季诺维奇同志，让她给你找个地方吧。”
保尔同那个皮肤黝黑的姑娘乌斯季诺维奇谈了不一会儿，就谈妥了：他到铁路工厂去担任不脱产的共青团书记。
就在这个时候，在克里木的大门旁边，在这个半岛通往大陆的狭小的喉管上，也就是在从前克里木鞑靼人同扎波罗什哥萨克分界的那个地方，白匪军重建了一座碉堡林立、戒备森严的要塞--佩列科普。
注定要灭亡的旧世界的残渣余孽，从全国各地逃到克里木半岛来，他们自以为躲在佩列科普后面绝对安全，便整天沉湎在花天酒地之中。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秋夜，数万名劳动人民的子弟兵，跳进了冰冷的湖水，涉渡锡瓦什湖，从背后去袭击龟缩在坚固工事里的敌人。带领他们的是英名盖世的卡托夫斯基和布柳赫尔同志。数万名战士跟随着两位将领无畏地前进，去砸烂最后一条毒蛇的头，这条蛇身子盘踞在克里木半岛，毒舌却伸到了琼加尔近旁。伊万·扎尔基就是这些子弟兵中的一个，他小心翼翼地把机枪顶在头上，在水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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