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他就在自习本上写下一行行句子，写海、远山、礁石般的一串离岛、天上的云——香港的天空，实在是很活跃的，氤氲集散，一忽儿推拥，一忽儿铺平，一忽儿成风，一忽儿化雨。心情也随着摇曳，一忽儿舒朗，一忽儿沉郁，一忽儿阴，一忽儿晴。文字多少是夸张的，偏离客观真实，加强主观性。他就变得多情善感，常在无人处独自出神，甚或流泪饮泣。临青春成长，一切感受格外尖锐。阿姆的粗鲁的爱折磨着他，吃不下的时候硬逼着吃；睡不着时强行关灯逼着睡；与同学争执，最常见不过了，阿姆却吵到同学家去；老师评语稍有差池，那就是全校耸动，校长都出面了。倘若不是“三百番薯丝”的前缘，他会与阿姆闹翻，现在，因有这项自知，便压制下来。受恩其实是屈抑的，但这屈抑帮了他，安然度过反抗期的危机。
如此的处境里，要他不去想念生父生母，也是不可能的。从“三百番薯丝”的卖价推认，一定是极贫寒的人家，否则不至于沽儿鬻女，所以心中并无怨艾，只好奇他们是怎样的人性，如何喜怒形状？想必不会是阿姆这样的强人，而是软弱认命的；他的兄弟姐妹——他无疑是有兄弟姐妹，否则不会养不下他，倘是有他们，就不会像如今的孤单，看街坊多子女的人家，尤其是兄弟们，呼啸而过，呼啸而往，当然的，免不了要争食争衣，阿姆却从未让他受过饥寒。这么想，并非要将两家作比较，生和养如何比较？两项缺一项，就没有他。即便在最寂寞最苦闷时，他也不曾生出过厌世心，相反，还有些享受呢！所谓情何以堪，其实还不是有“情”才“何以堪”？一个有情人总归是庆幸出生于世的。文艺专是为培育有情人的。
其时，他的有情还未邂逅革命，处在漫生漫长状态，仿佛天地间皆是，又仿佛，是一个空洞。如果这样无目的的阶段再延后一个时日，恋爱就会充实他的滥情，可是男生普遍晚熟，看不见，甚至害怕，为了躲避还要绕道走。要过若干年，方才醒悟，然后勇进，这且是后话了。如今，他的知己是同性朋友，和情欲无关，而是同道的性质。这位同学少他一岁，因他晚读书一年。同学籍贯浙江慈溪，以乡土论，应是蒋系三民主义，可偏偏追崇毛的新民主革命。也爱读书，读的是哲学和政治，严复的《天演论》，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瞿秋白的《多余的话》，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同学的说话，他多半不懂，说的人自己也不全懂，但辞藻是华美的，共和国，放射光芒，仿佛海上生明月。两人都激动着，湿润的海风吹拂脸和身子，云一层一层垂下来，最顶上的一层，镀有金边，是落日的余晖，海鸥就在金边上下飞。离岛在暮色中忽隐忽现，忽起忽沉，天公顺手撒下的一串碎石，带着人家、稼穑、渔猎。渔火闪烁。再一会儿，云层与海平线合拢，满天星斗。演说结束，一片静谧，一个更宏大的华美笼罩下来。他们站起身，回家去了。
同学的父亲，在码头拆船厂做工，一口养活几口，家境甚至不如他，但有父有母，又有兄弟，气势就磅礴了。再说，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贫穷是常态。外头说香港势利场，其实是胼胝手足，打和拼。有一阵子，他近乎艳羡，看同学慷慨激昂。两人个头高矮一般，但那一个手脚比这一个粗壮，声气也是粗壮的，一双细目炯炯有神。而他，此时已戴上近视眼镜。视力，也是性格，使他行动反应都要迟缓一步。看同学大敞衣襟，任风吹起额发，张开双臂，像是迎接时代，又像时代迎他走来。
历史，大约在某种程度上，真是天地人感应。这一年，世界左翼力量忽然积累到临界点，这股力量来自冷战格局下意识形态对峙冲撞，大约还有发育期荷尔蒙水平激增的原故。战后婴儿潮一代人，急躁地成长着正义的概念，理想主义各辟路径，每一个局部的孤立事件，先后成为逻辑链上的一环。刺杀肯尼迪，古巴革命，切· 格瓦拉，中国大陆“文化革命”，巴黎五月风暴，香港反英抗暴——文艺青年终于遭遇激进政治，那段日子，即便日后付出代价不小，回想起来依旧心旌激荡。罢课，游行，集会，冲击港督府，印刻传单——他写了多少文字啊！原先的风轻云淡忽就变得炙热。他觉得正在靠近他的同学，同学的思想变得容易理解，更要紧的是，能量。原先他总是跟不上，就像一个气短的人，现在，他踩在同学的脚窝里。甚至，他开始，逐渐地，能言善辩。笔尖更加流畅，一向的短句延为长篇累牍，总也收不住，收不住。他的文章被校外的报刊采用，迅速传播。他来不及将草稿上的文字刻到蜡纸上，就有一名女生自报做誊抄公。晚上，教室里，他写文章，她刻钢板，同学呢，推油印滚筒，同时向他们输送思想。这思想在递进，向着远大的目标，他险些又要跟不上了。女生的娟秀的字，刻在钢板上变得棱角分明，英气勃发，使他的文章增添战斗力。他们这三人行组，成为学校运动的核心层，当风潮平息，运动解体，三人行还延续着，结局却出乎所有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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